陈毅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军事理论和实践

陈杭芹

陈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他的军事理论与实践，尤其是杰出的战略思想和高超的指挥艺术，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谨就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结合陈毅的军事实践，对他的军事理论作一探讨。

一、陈毅遵循战争发展规律，站在战略高度，全面深刻分析斗争形势和斗争方向，并对时局作出科学正确的判断。

陈毅认为正确的军事战略来源于对斗争形势全面深刻的分析和正确的判断。三年游击战争初期，陈毅以其深远的战略眼光和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多次向中央分局和项英提出具有全局性战略意义的建议，要求转变斗争方向，由正规战（阵地防御战）向游击战转变。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战略转移。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对中央苏区的斗争作了部署，陈毅和项英奉命留守苏区，统一领导中央苏区及其周围各苏区的党政军工作。对于中央主力红军转移后的形势和斗争，陈毅在江西红军医院养伤时即有预见：“旧的局势完结了，新的局势已经来了，要适应新的局势，就要把领导方式、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转变过来。新旧衔接，事先就要有准备，要掌握这个转折点。”10月13日，陈毅向前往医院向他传达中央的有关部署的项英讲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和保卫中央苏区的战略战术：“过去的大规模根据地、大兵团作战的局面完结了。面临的大批敌人压境、大风暴随时可以袭来的新情况开始了。我们要赶快准备，以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在思想上要准备迎接大风暴，进行艰苦的长期斗争。在组织上要迅速把干部和部队分散，开展广泛的、灵活的游击战争。只有这样彻底转变斗争方式，改变领导方法，才能争取斗争的胜利。”“红军二十四师和独立团，应立即分散，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各个游击区去，作为游击战争的骨干，这样可以保存一批相当可观的革命力量。”⑴

11月间，当中央苏区军民已经完成掩护主力红军战略转移的艰巨任务后，中央苏区的斗争形势更加恶化：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进攻，并没有因为主力红军的转移而减弱，除了薛岳、周浑元两个纵队“追剿”主力红军外，陈诚指挥的20多个师继续“清剿”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主力红军渡过湘江后，人员已经折损过半，不得不放弃到湘西建立苏区的原定计划；中央分局同中央的电台联系早已中断。事实证明，陈毅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判断是正确的。

1935年1月下旬，中央分局、中央军区、中央政府办事处、赣南省委等机关人员和红军部队共五六千人，被国民党军围困在狭小的于都县仁风山地区。面对中央苏区的严重挫折，陈毅心急如焚，一再建议项英部署分散打游击。然而项英在思想上尚未转过弯来。1935年2月5日和13日，正在长征途中的新的党中央相继给项英和中央分局发出两份“万万火急”的指示。2月5日，中央书记处明确指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⑵2月13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决议详情”电报，特别强调“对游击战争的坚持性不足是最大的危险”，要求中央分局立即把现存的红军部队以连、营为单位，“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地分散行动”，“应由苏区方式转变为游击区的方式”，“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蛮打硬干，过分损伤自己是错误的。”中央分局应“极大的给予党及游击部队以独立领导权，并培养他们这种能力，”“庞大的机关立即缩小或取消，负责人随游击队行动，得力干部分配到地方去。”⑶当晚，中央分局决定兵分九路向外突围，在中央苏区周围开展游击战争。

党中央的两次复电指示，事实上肯定了陈毅对时局分析判断是正确的，也最终促成了中央苏区党与红军的战略转变。陈毅后来在回顾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初期的战略转变过程时，深刻指出：“由老的斗争方法转变到新的斗争方法，这是个生死存亡的问题。转过来就能生存，不转过来就要灭亡。”

1935年4月，突围上油山的陈毅和项英在江西大余的长岭召开军政干部全体会议。陈毅在会上强调要正确认识形势，认清革命的前途。他要求大家：“迅速转变战略思想和斗争方式，依靠和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积蓄和保存革命力量，不能和敌人硬拼。在斗争中求生存，在斗争中求发展，在斗争中求胜利。”⑷长岭会议确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方针，明确坚持游击战争的任务。长岭会议在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的时候，正确地执行了中央制定的方针和策略，实现了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这是毛泽东战略战术原则的具体运用，成为赣粤边游击区革命斗争新起点，为赣粤边游击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陈毅善于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制定和总结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

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是“清剿”与反“清剿”殊死搏斗的过程。面对50倍于我的国民党军的妄图“斩草除根”的长期、持续的“清剿”，陈毅提出：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反对与优势敌人作战，反对强攻硬打，改变过去集中和正规化的作战方式，采取小规模的、分散的、群众性的活动方式，以打圈子和挺袭的游击战术，反击敌人的“清剿”。

凭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实事求是的精神，陈毅在实践的基础上制定了游击队的《秘密原则》和《行军规则》。《秘密原则》分为四条：㈠生火做饭不出烟，以免被敌人发现。㈡不出响声，说话小声。㈢进出不留脚印，走小路，走荒地，走水沟。㈣各机关无工作关系绝对不准往来。《行军守则》分为八条：㈠选好时间，不任意行动。㈡行军时爬山走荒地，以免中敌埋伏。㈢过山坳要从旁山爬过。㈣随时注意路上所发现的各种迹象，以判断敌情。㈤夜间行军要一个紧跟一个，以免失去联络，绝对禁止打电筒。㈥行军间隔要短，与尖兵距离须在十米以外，以便发现敌情及时应付。㈦行军时绝对禁止高声说话。㈧睡觉不脱衣服，武器不离身，时时捆好衣物，如有情况好迅速行动。⑸这些要求，很具体、很实在。在游击战争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成为游击队保持和发展有生力量的基本依据。

陈毅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根据当时的形势，国民党军进攻的特点，制定和总结了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不是盲目地有仗就打，而是有目的地打；要求打扩大政治影响的仗，打能发动群众的仗，打能得到物资补充的仗；不打硬仗，而是“赚钱就来，赔本不干”，要善于运用夜袭战术，力争做到歼灭敌人，利用地形地物打伏击战，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战果。在这些原则指导下，陈毅指挥红军游击队坚持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时而活动，时而隐蔽，声东击西，神出鬼没，使敌人捉摸不定，而红军游击队处处主动；这样常常就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如智取信丰崇仙墟，活捉靖卫团总张振麟；奔袭南雄乌迳墟，击毙靖卫团总邱光华；奇袭大余游仙墟，巧夺西华山矿警队武装；伏击粤军运输车……游击队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随着游击战争的持久开展，各个游击队在游击战术的运用上，更是达到了“最精采的阶段”。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曾对这些战术作了生动的叙述：“讲战术，稳坐钓鱼台。敌人找我偏不打，他不防备我偏来。乖乖听安排。”

为了便于不识字干部，战士记忆，陈毅还把这些游击战术编成歌诀：团结群众，配合行动；支配敌人，自己主动。硬打强仗，战术最忌；优势敌人，决战要避。敌人正面，力量集中；攻打费力，又难成功。敌人侧翼，力量虚空；集中兵力，坚决猛攻。驻止之敌，施行袭击；行进之敌，采用伏击。动作突然，敌难防范；不行火线，白刃来干。行迹飘忽，敌难追踪；死板不动，挨打最痛。胜利要快，进攻进攻；保守主义，革命送终。⑹

陈毅制定和总结的这些游击战术，是赣粤边红军游击队能在长达三年的艰苦环境中，得以保存与发展自己和有效地打击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成为红军游击战争理论的组成部分。在以后的抗日战争中仍发挥了积极作用，丰富和发展了人民军队的游击战争战术。

三、陈毅认为游击战争是群众性的战争，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为群众的利益而斗争。

陈毅在实践中根据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思想，提出游击战争是群众性的战争，基本力量是群众，没有群众的拥护和参加，就难以战胜敌人长期的“清剿”，难以打破敌人的封锁线，保证长期的给养供给，也难以与敌人坚持斗争到底。因此，他要求游击队必须牢固树立依靠人民群众的观点，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动摇，越是困难，越要依靠人民群众。没有群众的拥护和参加，游击战争是打不起来的。

赣粤边游击战争完全不同于井冈山时代和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过程中的游击战争，是在国民党军完全处于优势利用其掌握的堡垒线、民团和保甲制度等各种手段对游击区进行“清剿”。在这种情况下，红军游击队几乎丧失了一切正常的生活条件。红军游击队要生存下来，坚持下去，唯一的办法便是紧紧地依靠群众，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游击队把人民群众视为自己的“重生父母”，与群众打成一片，尽最大能力解决群众的困难。因此，陈毅要求游击队处处关心群众的利益，和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群众农忙时要帮助收割、耕种，对欺压群众的保甲长要设法秘密规劝、警告，使其有所收敛。对群众所痛恨的作恶多端的地头蛇，要坚决惩治，为民除害。对被国民党军抓去的群众，要设法营救。这样，游击队与老百姓结成血肉相连的关系，人民群众想尽一切办法接济，支持游击队，战胜因国民党军封锁而带来的困难。

面对国民党军实行“移民并村”，把群众一批批往山外赶，企图陷红军游击队于空山之中，被困死饿死的严峻局面，陈毅指挥红军游击队挺进山外，突袭敌人的据点和后方，迫使敌人出山；组织力量发动群众反出坑，打破敌人的“隔离政策”。群众进山时，故意把柴刀弄得叮当作响，或用山歌声暗示游击队隐蔽或离开；或故意拖延时间，使敌人不能按计划搜山。另外，组织游击小组在山外砍电线，燃放鞭炮，打冷枪，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吸引敌人出山，并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向保甲长发出警告。群众进山时，故意唱起山歌，通知游击队转移。群众被逼砍树时，则消极怠工，敌人在场就慢慢砍，敌人一离开，就改用刀背砍。搜山时，敌人强迫群众去搜可疑的山窝子，群众则群起对抗，即使被逼下去搜，看见了游击队也不声张。敌人强迫群众烧山，群众或故意忘记不带火柴，或带了也故意弄湿，使之无法烧山。敌人烧山搜山时，游击队则深入敌后，袭击其老巢。如信丰游击队深入信丰、南康交界的西牛、牛颈、龙回、三益、大陇一带，放冷枪，贴标语，割电线，打乡公所，扰乱敌人，迫使敌军出山，将胁迫搜山的群众解散。⑺

红军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陈毅要求红军游击队要为群众打仗，打有利于发动群众的仗。1935年秋，青龙山游击队，为了建立基点，发动群众，镇压山霸，惩办坏人，都用游击队名义张贴布告，扩大政治影响，很快使此地区的群众发动起来。1936年春，国民党军洗劫全南县鸭卵洞时，杀害了与游击队有联系的基本群众多人。信南工作团查明情况，派游击队处决了与粤军勾结的土豪，打死了出卖游击队地下人员的坏人，使共产党在日区群众中的影响日益扩大，游击队的威望日益提高。⑻

三年游击战争中，红军游击队能够在油山等地坚持和生存下来，与陈毅领导所进行的群众性战争是分不开的，与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援助也是分不开的。在任何条件下，群众总是千方百计，舍生忘死地支持游击队。陈毅深深懂得，游击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鱼水关系。在《赣南游击词》中，陈毅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无限深情，用热情激昂的文字歌颂着这种骨肉情谊：靠人民，支持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

四、陈毅重视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提出如何纯洁和巩固红军游击队内部团结，是关系部队胜败存亡的关键。

“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陈毅作为军事统帅，十分重视红军游击队的思想政治工作。陈毅提出红军游击队生败存亡的关键是如何纯洁和巩固内部。要巩固内部，主要靠政治教育，靠耐心说服，靠民主，靠领导者的模范作用。在三年游击战争中，陈毅以极大的注意力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巩固内部，保证游击队在恶劣的环境中，在数十倍于己的强敌面前，能够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高举革命的红旗，战胜各种困难，顽强地生存下来，英勇战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陈毅根据形势的发展，针对游击队内部的思想状况，经常进行时事与革命前途教育，为指战员分析形势，讲解政策，指明前途，引导大家正确认清革命形势，坚定革命胜利信念。陈毅为大家作报告时，总是把问题和大家讲清楚，既讲全国的革命是向前发展的，又讲当前的、现实的困难是很大的，还将希望告诉大家。这样，就使大家对革命前途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又对克服当前困难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同时，陈毅把握时机，进行时事教育，讲明国内外局势的重大变化，诸如红军主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等等，从而增强游击队的信心和革命自觉性。⑼

陈毅强调在党内和游击队开展阶级教育、革命气节教育和红军优良传统教育，赞扬为革命光荣牺牲，批判为保命可耻叛变，加强说服教育，坚持自由民主、官兵平等，实行经济民主，以达到坚定革命意志巩固内部，防止叛变事件的发生。对反叛徒斗争，陈毅针对过去一些“左”的做法，提出了三条意见：第一，弄清叛变的起因，是被迫叛变还是自愿叛变。第二，弄清叛变后的罪行。如没有造成危害，一般采取宽大教育的政策，对危害大的，需要镇压时，对其家属也要给予抚恤，不能岐视。第三，群众贴“反共标语”不算叛变。⑽实行经济上的民主，主要是把经济向大家公开，并组织经济委员会进行保管，坚持官兵平等，同甘苦、共患难，同吃同住，不搞特殊化，从而使内部关系更加融洽。

陈毅认为革命要靠自觉，靠自愿，不能靠强迫，不能逼着人家革命。因此，陈毅要求各游击队的领导干部正确区分和对待三种人：一是，对不愿意留下来的，首先应从思想上进行帮助，实在留不住的就发给路费，送出游击区，劝其站稳立场，不要叛变和危害革命，这叫做以礼相待，好来好去。二是，对已经离队但有悔改表现要求归队的，表示欢迎，不岐视。这叫“浪子回头金不换。”三是，对有一般自首行为的，通过其亲属好友做好工作，争取其中立，不危害革命；对顽固不化、严重危害革命的叛徒，则坚决予以镇压，这叫作善恶有分，区别对待。⑾

陈毅还强调理论学习的重要性，积极提高游击队的素质。在艰苦的对敌斗争中，陈毅所考虑的是如何提高游击队的素质，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水平，增强战斗力，更好地战胜敌人，同时才能适应今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解决学习材料的困难，陈毅亲自编写了政治、军事和文化教材，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纲要，形势教育的讲话材料，阶级教育和气节教育的提纲，以及文化课本等印发给大家学习，通过组织大家学政治、学文化、学军事，提高了游击队的素质，增强了游击队的凝聚力，使游击队得到巩固和壮大。

五、陈毅强调军事斗争和统一战线必须结合起来，从而制定和总结了具有创造性的“两面政权”和“黄色村庄”的斗争策略。

陈毅十分重视统一战线工作。随着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的胜利开展，陈毅提出各游击队要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将游击战争和统一战线结合起来，要求在游击区放手搞“两面政权”，赤白交界区搞“黄色村庄”，以应付敌人，保护群众和游击队。

陈毅领导各地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游击区趁国民党撤换保甲长的机会，派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年纪大的开明人士等去担任保甲长，建立“两面政权”，使他们成为“白皮红心”的“两面派”——挂着国民党的牌子，为共产党干事情。

在赤、白交界区主要是建立“黄色村庄”。这是一种进行合法、半合法斗争的方式。具体做法是，游击队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对掌握实权的联保主任或保长，突然进行“访问”，向其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晓以利害，约法八章：不准危害红军游击队及其家属，不准摧残群众；敌人命令带路搜山时，可以照办，但必须事先通知游击队，或打枪让游击队知道；不准走漏红军游击队的消息，当游击队通过屋场时，不得阻止，等游击队走后，可以朝天开枪，好向敌人交待。帮助游击队代购粮食、药品，在限定的时间内送到指定的地点。最后要他们签字盖章。红军游击队在发展“黄色村庄”的活动中，也曾遇到一些极端反动，顽固到底的死硬分子，红军游击队就根据群众要求坚决予以镇压。整掉了一二个最反动的保甲长，其余的保甲长也就规矩得多。通过反复做工作，许多保甲长俯首听命，逐步成为“白皮红心”的两面派。⑿

陈毅领导在赤白交界地区建立“两面政权”的工作，搞得很活跃，逐步由村一级发展到区一级。在国民党统治区，为了斗争的需要，同国民党的区长搞统一战线，这是赣粤边游击区的一个大胆的尝试。当时大余县池江区更换区长，有两人竞选。陈丕显根据陈毅的指示到较为开明的黄承祥家做工作，还公开揭露黄承祥的政敌的劣迹，帮助黄承祥在竞选中战胜了对手。黄承祥当上池江区区长后，见到国民党官兵喊“老总”，见到红军游击队喊“同志”。他多次帮助红军游击队买棉衣、毛毯、药品、订购报纸，保释被捕的人员，传递军事情报，掩护地下联络站开展工作，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黄色村庄”和“两面政权”的建立和扩大，削弱了国民党军力量，建立了新的革命基点，从而使游击战争得以坚持和发展。这是三年游击战争中陈毅等共产党人的一个创造。这一宝贵经验，后来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在广大游击区得到完善的运用和发展。⒀

综上分析，不难看出陈毅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十分注重实战经验的总结。他认为，要坚持和取得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必须随着战局的变化适时改变自己的斗争方式，巧妙地把武装斗争和政治斗争，合法斗争与非合法斗争、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陈毅以其深远的战略眼光和高超的指挥艺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结合赣粤边游击区的斗争实际，创造性地制定和总结了一整套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思想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统一战线的灵活斗争策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注释：

⑴《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页。

⑵《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

⑶《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页。

⑷《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页。

⑸陈丕显《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1页。

⑹陈丕显《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1页。

⑺赣南人民革命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354页。

⑻《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页。

⑼陈丕显《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3页。

⑽《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231页。

⑾《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

⑿陈丕显《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9页。

⒀《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