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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01周恩来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卓越贡献

时间:2016年10月01日    点击量:

周恩来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卓越贡献

陈杭芹


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之际,缅怀周恩来为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的卓越贡献,不仅仅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更重要的是为了发展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促进新的国共合作,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周恩来,兼任中国共产党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领导党的统战工作。

1935年12月,为了争取东北军,中共中央又专门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兼任主任,积极开展东北军上层将领的统战工作。在瓦窑堡会议前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就通过传递信件等方式同张学良建立了联系。1936年4月9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应张学良的要求,同李克农从保安到东北军驻地肤施(即延安)与张学良、王以哲等会谈,共商联合抗日救国大计,并讨论了逼迫蒋介石参加抗日的可能性,同时订立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以及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救国教育等项重要协定。在这次历史性的会谈中,周恩来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对西北地区统-战线的形成,以及促进全国统一战线的实现,都有重大的影响。

随后.周恩来以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关系和影响,通过致函社会名流和国民党政要,宣传中共的主张,呼吁他们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力。

1936年5月15日,周恩来致函他的老帅张伯苓(时为南开大学校长),说明中国共产党“不分党派、不分信仰,联合各地政府及各种军队,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以统一对外”的主张。并请张伯苓积极呼吁停止内战、-致对外。同日,又给好友谌小岑写信,对了为国共合作奔走表示“益增兴感”,希望他“推动各方,共促事成”。

周恩来还写信给国民党党政军的当权人物以至蒋介石,闸明我党的主张,指出只有停止内战,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9月1日,他致函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重申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诚意,希望他们向蒋介石进言,“立停军亊行动,实行联俄联共,-致抗日”。并提出愿与他们直接会晤。“迅作负责人之商谈”。同日,他又给蒋之嫡系、国民党第一军军长胡宗南写信,指出:“兄在黄埔为先进,亦为蒋介石所最信赖之人,果能力排众议,立停内战,则颂之者将遍于国人。”9月22日,周恩来致函蒋介石本人,重申“共产党今日所求者,唯在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与真正发动抗日战争。”并向蒋忠告:“共产党与红军则亟希望先生从过去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愿先生变为民族英雄,而不愿先生为民族罪人。先生如尚徘徊歧路,依违于抗日亲日两个矛盾政策之间,则日寇益进,先生之声望益损,攘臂而起者,大有人在。招部抗战,必将影响全国。先生纵以重兵临之,亦难止其不为抗战怒潮所卷入而先生又将何以自处耶?”11日,中国共产党的秘密代表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会见陈立夫,而交了周恩来给二陈的信,并口头转达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8项条件。

在到达陕北的一年里,周恩来在和毛泽东及其他中央负责人制定抗日民族统-战线的方针政策的同时,主持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秘密联络工作,日夜操劳,为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重新合作、共同抗日,打下了基础。

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后,中共中央正确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复杂紧张的政治形势,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并且决定应张学良、杨虎城的电邀,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为中共代表,赴西安与他们共商一切。

12月16日,周恩来等飞抵西安,立即开展夜以继日的紧张工作。周恩来向张、杨详细说明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深得张、杨的赞同。18日产,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外界对西安事变的反映,并陈述个人对于解决这一问题的意见。19日,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报告的情况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同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表通电,重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并提出具体建议说:南京、西安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互不进攻,听候和平会议解决;由南京召集和平会议,各党各派各军包括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均派代表参加。与此同时,红军主力应张杨的要求集中在西安附近的三原、泾阳等县,准备配合东北军、十七路军迎击国民党亲日派可能发动的进攻。

南京方面于22日正式派出谈判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23日,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介石与张杨正式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参加了谈判。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21日的指示,在会上首先提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6项主张,要求蒋介石接受并保证实行。这6项主是:(一)停战,撤兵至潼关外;(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人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力;(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经过两天的谈判和斗争.在中国共产党对张杨的支持下.在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呼吁与压力下,谈判达成以中共提出的6项主张为基础的6项协议:(一)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遂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油,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的关系;(六)实行与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并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同意谈判议定的6项协议。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协议。

次日,张学良在没有通知周恩来的情况下.亲日陪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抵洛阳,并于26日去南京。蒋介石一到南京,立即扣留了张学良,消息传出后,西安出现了动荡不安的情势。周恩来在最困难的情况下进行了坚定和细致的工作,及时解决了一系列的棘手问题,从而巩固了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结,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伟大成果。

至此,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经过周恩来等中共代表的工乍,与张、杨两将军的共同努力.终于得到和平解决。这充分显示出了周恩来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和灵活机动的斗争艺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



为了敦促蒋介石履行他在西安事变中所接受的6项协议,促进国民党早日实行联共抗日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决定应蒋介石1937年1月份的邀请,派中共代表直接同国民党谈判。从1937年2月至9月,周恩来受党中央的重托,肩负人民的希望,率领中共代表团往返于延安和西安、杭州、庐山、上海、南京之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

2月中旬至3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同国民党代表顾况同、贺衷寒、张冲在西安进行谈判。谈判的中心是红军改编与陕甘宁边区的地位问题。周恩来重申了中共致国民党三中全会所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同时.他还提出恢复张学良自由,为张复职及停止进攻红军等问题。但由于国民党拒绝中共的合理要求,致使一个多月的谈判未能取得结果。3月22日,周恩来提出与蒋介石直接谈判的要求,西安谈判遂告结束,周恩来返回延安。

3月下旬,周恩來到杭州(一说莫千山)与蒋介石直接谈判。蒋介石表示在西安所谈的具体问题容易解决,重要的是要商量-个永久的合作办法,要共产党拿出方案交给他。周恩来回延安作了汇报后,中共中央同意拟定共同纲领和合作宣言作为永久合作的基础,并决定由周恩来代表中央书记处拟定几项建议在下次会谈时向蒋介石提出。其主要内容是:由中共方面起草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提议在这个基础上结成新的联盟,包括国共两党及赞成这个纲领的各党各派及政治团体;同意推荐蒋为领袖;对其他具体问题,坚持在不妨碍苏区实行民主制度及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独立领导的原则下,进行一切谈判;如基本问题和具体问题能满意解决,中共拟以党的名义发表合作茛言。

6月初,周恩来等携带他代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共同纲领(草案)赴庐山,与蒋介石、宋子文进行谈判。但蒋介石竟推翻他在杭州谈判中的诺言,提出许多无理要求,尤其是对红军改编问题,妄图把共产党、红军和陕甘宁边区控制起来,不许独立发展,然后进一步消灭之。周恩来对此进行了义正词严的驳斥,特別对红军改编后是否设指挥部问题与人事任命问题,与蒋介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由于蒋介石缺乏诚意,谈判没有进展。中共代表于6月16日回延安。尔后,中共为推动谈判继续进行,又提出了新的方案,在一些问题上作了适当让步,但仍遭无理拒绝。

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全国抗战开始.为了实现国共合作,团结御侮,共赴国难。中共继续派周恩来等为代表,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和斗争。7月17日,周恩来偕同秦邦宪、林伯渠二上庐山,与蒋介石、张冲、邵力子等会谈。在这次会谈中,蒋介石宣布承认陕甘宁边区。但在红军改编问题上,蒋介石还是坚持政治主任能“转达人事指挥”,3个师的管理教育,须直直属行营,3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委派。周恩来等在谈判中遵照中央的指示坚持下列原则:红军与苏区必须全权由中国共产党包办,绝不让步;人选不能让步。“国民党不准插入一人”。这次谈判仍然进展不大。

第二次庐山谈判之后.周恩来等到达上海,一面开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一面等待时机继续谈判。8月9日,周恩来偕同朱徳、叶剑英到南京,着重敦促蒋介石国民党发表国共合作宣言和决定红军改编事宜。但蒋介石对中共起草的宣言迟迟不子发表,且暗中横加挑剔,借口否定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平等地位,贬低共产党的正确张,模糊两党合作的政治前途。在红军改编问题上,虽经共产党再三提议,而蒋介石仍不准备给红军设总指挥部和总司令部。正在这时,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威逼南京,蒋介石急于要求红军开赴抗日前线,不得不接受我党关于合作抗日的主张。8月8日,蒋介石表示同意红军改编和设立总指挥部(总司令部。19日,国共两党就此达成协议。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9月中旬,国民政府承认宁边区政府,以林伯渠、张国焘为正、副主席。9月22日,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发表了延搁已久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正式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

至此,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在谈判桌上经过了7个多月的曲折复杂的斗争,克服了层层障碍,终于迫使蒋介石答应同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合作,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这一过程中.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不计个人得失,往返奔波于红白区间,孜孜求同于谈判桌上,为推动国民党转变政策,为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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