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于闽西

傅柒生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和革命运动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产物。作为一个科学的概念，毛泽东思想具有科学的涵义，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第二，它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第三，它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被称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它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者是辩证统一的整体。

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形成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包括特定的时代条件、社会条件、理论条件、阶级基础(物质基础)和实践基础。闽西革命斗争历史是中国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闽西已经大体具备了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主要条件，特别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础与实践基础都已经奠定好，闽西可以成为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地区，而且毛泽东在闽西的理论探索也为毛泽东思想形成打好了基础。从下文的论述中就可以大体看出，毛泽东思想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于闽西，闽西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发祥地。

一、闽西肥沃土壤的革命浪潮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任何重大理论的产生都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文中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⑵伟大的时代必将造就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思想。

我们批判自诩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错误论调，但也不能片面理解为“马列主义出在山沟沟里”。群山莽莽，乡村无数，并不是随处可产生毛泽东思想。闽西山区却有幸成为了孕育毛泽东思想的一块沃土。闽西历史悠久，文明发达，物产富饶，具有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成为中国近代革命衷情的土地。群山屏蔽中的相对独立的闽西因具备了十分险要和复杂的地理形势，具有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意义和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有利条件。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的精辟论述道出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品质。但是历史一次一次地明证，没有先进的思想作指导和无产阶级的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难以取得彻底胜利，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参加和有力领导下，革命斗争才能取得成功，人民才能翻身解放。

1919年，从北京传来五四爱国运动的一声春雷响，忽然打破了闽西思想界的宁静。在五四运动所掀起的新思潮影响和推动下，闽西的进步知识分子邓子恢等人编辑出版了《岩声》等各种进步刊物。这些革命刊物在广泛传播马列主义，宣传革命思想，启迪人民群众觉悟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先进的思想为先进的组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着闽西进步青年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越来越广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数不断扩大，在闽西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可能渐渐转化为现实的历史必然。1926年夏，闽西成立了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中共永定支部，从同年下半年开始，闽西各级共产党组织陆续建立起来。1928年7月15日，在永定金砂古木督成立了中共闽西临时特委。中共闽西临时特委的成立，标志着闽西各地的党组织有了自己的领导核心。

星星之火，已经燎原。闽西各县党组织积极贯彻执行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点燃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熊熊烈火，1928年3月至6月，龙岩后田、平和长乐、上杭蛟洋和永定等闽西四大暴动先后爆发，掀起了闽西土地革命斗争的第一次高潮。闽西革命斗争的迅速发展为红四军入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929年3月和5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二次由赣入闽，开辟了闽西人民革命斗争的崭新局面。

由于斗争的不断发展，闽西各地党组织也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据1929年3月8日的统计，这时闽西已成立中共闽西特委，县委5个，区委8个，特支1个，支部72个，党员755人，占全省党员总数的56%。无可争议地说明闽西是一块革命的肥沃土壤，至少在全省表现得最为突出。

在中共闽西“一大”和古田会议精神的指引下，在红四军的大力帮助和毛泽东等人的亲临指导以及中共闽西特委的正确领导下，闽西红色区域迅速发展，扩大到龙岩、永定、上杭、长汀、武平、连城六县之间，纵横300多里。闽西革命根据地呈现出一派“战地黄花分外香”、“寥廓江天万里霜”的喜人景象。1930年3月18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龙岩城胜利召开，宣布成立了闽西苏维埃政府，后来闽西苏区和赣西南苏区连成一片，成为影响广泛的中央苏区重要组成部分。1932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福建军区指挥部在长汀成立。3月，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改为福建省委，罗明为代理书记。3月18至21日，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长汀召开，决定成立福建省苏维埃政府，选举张鼎丞为省苏主席。省苏先后辖有10多个县（市）苏维埃政权，人口增至100多万。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闽西人民踊跃参军参战，积极生产支前，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尽一切可能支援革命战争，苏区的各项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涌现了上杭才溪乡和长汀涂坊乡等苏区建设和扩红、支前的模范乡。

从1926年夏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开始，一直到1949年11月全境解放，闽西党组织领导闽西人民坚持了英勇不屈的革命斗争，漫漫23年，闽西的党组织和革命武装从未中断，革命火种从未熄灭，在14.6人口的地区一直保存着20多万亩土地的革命果实，在中国革命历史上书写了光辉的篇章，赢得了“红旗不倒”的光荣赞誉。闽西人民在轰轰烈烈且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积累了富贵的丰富的经验，树立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典范。也使毛泽东思想在闽西初步形成成为一种可能，闽西确实是孕育毛泽东思想的一块沃土。

二、闽西革命实践活动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更是认识的基础和前提。在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道路，揭示中国革命和建设特殊规律的伟大实践活动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毛泽东思想就是对这些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和科学总结而产生并形成其科学体系的。离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毛泽东思想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就不可能产生、形成和发展。这种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又完全是中国的东西。虽然，只到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事实上，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就已经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也就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这一全过程都是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息息相关的，从历史演进阶段去考察，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闽西的革命实践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基础。

1924年至1927年爆发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党的“八七会议”总结了革命失败的教训，严厉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随后在全国各地先后发动了一百多次武装起义。但是，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失败了。面对新的失败，共产党人仍然没有气馁，他们开始了新的思索，在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并集合了中华民族最优秀儿女的中国共产党内，始终存在着一股不屈不挠为真理而奋斗的健康力量，尤其是以毛泽东为最杰出的代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指出：“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二十二年中，毛泽东同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道，克服重重困难，逐步制定和领导执行了使革命由惨重失败转为伟大胜利的总的战略和各项政策。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

1929年3月和5月，毛泽东率红四军二次由赣入闽，消灭了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和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陈国辉部，有力地促进了闽西红色区域迅速发展扩大到龙岩、永定、上杭、长汀、武平、连城六县之间，纵横300多里。毛泽东还亲自指导召开了中共闽西一大，领导召开了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此后，毛泽东于1930年6月、1932年3月、10月、1933年11月，先后四次来到或者路经闽西，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领导和指导了闽西苏区的革命斗争和根据地的建设。

求索之路艰辛漫长。毛泽东等人领导红四军在闽西顺利发展，呈现“寥廓江天万里霜”的喜人局面的同时，出现了他们与红四军党内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的局面，而这恰恰也成为他们在闽西的重要革命实践。涓涓细流终归大海，争鸣催生真知，红四军党内思想的斗争无形中演绎为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催化因素。

回顾中国革命的曲折历史，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来解决中国革命实际的问题上，曾经出现过二种错误倾向：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求实的革命精神，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了坚决的斗争，在这个斗争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古田会议前后，红四军党内的思想斗争使毛泽东得以认真思考并总结了许多革命的经验，为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铺平了坚实的道路。

在古田会议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红四军党内出现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些错误思想不仅没有得到彻底肃清，反而随着形势和环境的变化而更加突出，甚至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产生争论，并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前委在龙岩城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决议，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因条件不成熟，会议效果并不好，没有充分肯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反对不要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坚持党的集权制等）。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会议开不好的原因之一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会后，毛泽东愤愤离开红四军前委领导岗位，到地方上指导工作和休养身体。9月下旬，前委在上杭城召开了红四军党的“八大”，继续就建军原则问题进行了讨论，但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中国共产党如何加强建设？中国共产党怎样领导中国革命？中国人民军队将建设成一支怎么样的军队？一系列的实际问题成为了必须要解答的理论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不同解答和看法代表了不同的理论和认识水平。毛泽东为此殚精竭虑，但他的思想并没有立即被大多数的同志所了解和接受，毛泽东甚至于成了曲高和寡的孤立者，但毛泽东并不气馁，因为他孜孜不倦地追求的是中国革命的真理。毛泽东的独特思维、高瞻远瞩和远见卓识成为一种思想——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不久后召开的古田会议上得到承认，也在古田会议之后的理论著作中得到理论升华。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提出的建党建军纲领，在国际共运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中也是找不到相同答案的。

古田会议之后，以林彪为代表的红四军党内相当一部分同志对革命前途感到悲观失望，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主张不要根据地式的流动游击。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古田的赖坊协成店给林彪写了一封长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的放矢地论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紧接着，毛泽东又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的重要思想——这种思想与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者很不相同，与一般党员的理解相去甚远。成为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开拓创新的重要环节。

1930年6月，南阳会议刚开完，毛泽东和朱德接到了中央派来的代表涂振农带来的中央指示，要求红军立即行动，争取“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这种典型的“左”倾冒险错误思想在当时的中央一些领导人还严重存在着，特别是作为党中央实际领导者的李立三最为突出。李立三坚持认为，革命的任务必须是由城市工人阶级的斗争来完成，如果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不坚持“城市中心论”，或者说是不放弃“乡村中心论”，那将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在1930年6月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点名批判了毛泽东的“错误思想”：“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但在毛泽东看来，极力主张攻打大城市，不重视农村和农民斗争以及根据地的建设，实际上只是照搬照抄苏联的革命道路模式，于中国是不实用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与苏联的情况完全不一样，那么，中国的革命道路怎么走？毛泽东以坚持“乡村中心论”作为了全新的答案，也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注进了新的活力。

正因为是历史的衷情，闽西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的特别战场，而且成为这场思想斗争胜利的重要场所。

三、毛泽东在闽西起草的科学著作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中国革命迫切需要革命理论指导。无数志士仁人为寻求救国强国的真理而上下求索，曾把西方的东西一样一样搬到中国，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只有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把马列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初步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应当怎样走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基本形成了明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时代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科学著作应该可以被看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概括，而毛泽东在闽西革命斗争实践中起草的大量科学著作正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织部分。虽然毛泽东自己说过：《毛选》哪是我一个人的著作啊，《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⑶但是，作为一种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是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一理论成果是当之无愧的。

在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阶段，特别是从1927年之后的几年间，毛泽东不仅率先在实践中通过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走出了一条先在农村中实现“工农武装割据”，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然后再由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而且在理论上也初步论证了中国革命走这条道路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对和这条新道路相关的一系列的革命的基本问题，如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方向和前途等问题做出了科学论证。这期间，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重要文章，毛泽东就是善于以这种科学著作的形式进行理论总结，从理论的高度去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道路应当怎样走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1929年7月，毛泽东亲自指导召开了中共闽西一大，修改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苏维埃政权决议案》等项决议，特别《土地问题决议案》总结了永定溪南等地的土改分田经验，同时吸取了毛泽东在井冈山和兴国的土改分田经验，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土地政策。到1930年6月，毛泽东又领导召开了南阳会议，通过了《富农问题》和《流氓问题》决议案，总结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和“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等分田经验，进一步完善了土地分配制度，对中国土地革命做出了特殊贡献。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作了由他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报告，确立了建党建军的一系列重要原则，成为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会议还通过了《废止枪毙逃兵决议案》、《接受中央指示决议案》、《拥护〈中央反对机会主义及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的决议》、《士兵决议案》等项决议，取得了重大成绩。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古田赖坊协成店以与林彪写信的形式撰写了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阐述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接着，毛泽东于当年5月在闽西起草的初稿基础上写了《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重要命题。

1932年10月，毛泽东在长汀一边休养，一边作社会调查，为后来写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积累了大量可靠的第一手资料。1933年11月，毛泽东二次到上杭才溪乡进行调查研究，成就了《才溪乡调查》的光辉篇章。

毛泽东在闽西起草和写作的大量科学著作中，《古田会议决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反对本本主义》等三篇光辉著作尤显突出，它们是毛泽东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阶段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古田会议决议》中心内容就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无产阶级的政党和人民军队。最为突出的是古田会议探索出了一条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成功之路。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在1929年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上，毛泽东针对党和红军中存在的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及其危害，提出了思想建党的原则，强调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要经常注意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一重要思想，对我们党的建设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古田会议决议》批判和纠正了红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同时，决议明确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问题。”为此，决议规定了党内教育要经常研究马列主义、调查研究，开展群众工作等10种材料和18种关于党内教育的方法，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实行马列主义。

在加强思想建设的同时，《古田会议决议》强调要加强组织建设。古田会议锻铸了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古田会议决议》重申并发展了“三湾改编”时确立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在前委的领导下，班、排有小组，连以上设立党代表，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和指导民运工作。在红四军前委的集体领导下，红军的军事机关和政治机关，平等地执行工作，分工负责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

《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的宗旨、性质和任务。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决不是单纯的打仗工具，除了打仗以外，红军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和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及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古田会议决议》系统地制定了一套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原则，奠定了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还明确规定了红军的内部与外部关系，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强调我军必须发扬无产阶级民主，执行人民军队官兵一致，军民军政一致和瓦解敌军宽待俘虏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这样，就使我军同一切旧式军队划清了界限，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开篇直述：“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际不适合的。”毛泽东精辟地分析说：“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周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毛泽东认为，“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政策，无疑是正确的。”

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强调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20年后，这封通信收录于《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又在“重要因素”前加了一个“最”字，显而易见地是要把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性表达得更为明确，更为突出。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比较完整、科学地阐明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从而使中国革命道路从“城市中心论”转化到“农村包围城市”论的正轨上来，标志着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初步形成。

《反对本本主义》更是旗帜鲜明。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文章中尖锐地批评了“本本主义”，即今天所说的“教条主义”，并阐述了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我们说马克思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从而，毛泽东得出了一个极端重要可以说是影响了中国革命整个大局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换句话说，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恰恰这是毛泽东针对以往许多人机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或盲目照搬俄国革命经验的状况，在《反对本本主义》同一篇文章中得出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论断：“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为此，毛泽东强调：“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

《反对本本主义》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成立以来革命实践的一次深刻省悟，它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一篇文章是表达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最早的文献，明确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的重大理论，真正开始从理论的高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孤立地来看，《古田会议决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三篇著作都是份量极重的经典名作，都有其独特的分析角度，都有其各自侧重的理论深度，但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来作宏观考察和综合研究，三位一体，互相关联，相辅相承，密不可分的。毛泽东能够顾全大局，求同存异，先在古田会议上解决了党指挥抢的问题，然后采取通信的形式解决道路问题，再进一步挖掘思想根源。《古田会议决议》所解决的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党和人民军队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中找不到，在现成的经验中也找不到，这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众多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集体智慧结晶；《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中没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中也没有出现过，是中国革命理论的重大突破；《反对本本主义》更是中国特色的理论硕果，把中国共产党人从传统的框框和教条中解放出来，使中国革命驶上了健康发展的快车道。这三篇重要著作都紧紧围绕着反对本本主义，走中国革命特色之路的中心思想，在本质上是不可分割而成为统一的整体，也构成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从而才可以作为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正如吴荣宣教授形象地比喻说：“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与《反对本本主义》这两根矢，不仅射向红四军党内争论这个‘的’（指古田会议之前的红四军党内争论），而且也射向中央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那个‘的’。”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所包涵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多方面的丰富内容正好统构成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完整体系。毛泽东思想在每个历史阶段有不同的主体内容和不同的实践表现，在民主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最本质的内容是什么？其主体和核心是什么？应该说，此阶段毛泽东思想的主体是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其核心在于是否确立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这个主体内容是支配和决定着其他问题能否相应解决的关键，诸如根据地政权、土地革命、红军的战略战术和党的建设问题。由此可见，对于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应当主要根据它在实践和理论的双层面上是否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就可以认定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或者说初步形成了。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若干问题说明》中说：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封信中所实际上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连同他在此前后所提出和阐明的建党、建军、武装斗争、土地革命、统一战线、政权和经济建设等有关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以及他对于党的思想路线的初步阐述，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已经开始形成”。

因此，如果把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定位于一个特定阶段——1929年末和1930年初，也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以闽西为核心的地域从事革命实践活动的革命历史时期，更具体地说，是从1929年12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古田会议，经1930年1月毛泽东写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长篇通信，再到1930年5月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撰写《反对本本主义》，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基本命题，应该说是比较妥当和科学的。那么也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闽西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发祥地，毛泽东思想形成于闽西。

注释：

⑴吴荣宣：《古田会议——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主要标志》，《纪念古田会议70周年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1页

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4页。

⑶中央文献研究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