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述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确立于闽西

蓝松金

“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⑴的革命道路，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条与俄国十月革命完全不同，具有开创性的革命道路，被后人称之为“井冈山道路”。但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理论却不是在井冈山确立的，而是在闽西革命根据地形成和确立的。它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实践经验深入分析、思考，不断提炼，进行理论概括而逐步形成和确立的。

一、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始于井冈山，但未能在井冈山完成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道路该怎么走？这是全党都在思考的问题。众所周知，俄国十月革命是以城市为中心，无产阶级是首先在中心城市发动工人武装暴动，夺取革命政权的。受这一革命成功经验的影响，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没有科学地对待俄国革命经验，而是机械地把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照搬过来，效仿俄国十月革命，把革命中心定位在大城市。随即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等一系列城市武装起义。但这些起义，在强大敌人的围攻下，都先后失败。实践证明，中国革命不能简单地模仿俄国革命的模式。因此，一部分善于思考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新的革命道路，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探索新的革命道路的杰出代表。

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使毛泽东等人最先警醒。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八七”会议是一个中介，此后，在革命的立足点上，毛泽东从辅助、支持国民党完成民主革命，转到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民主革命之上，并且开始了开展农村武装革命斗争的实践。创建工农红军，开展土地革命，创建湘赣革命根据地，成功地进行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尝试。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农民起义，在起义军进攻长沙周围的几个城市遭受挫折后，他没有附和大多数人继续攻打长沙的主张，毅然带领起义队伍上井冈山，并在井冈山地区领导农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7年10月到1929年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领导革命斗争一年零两个月时间。在这期间，毛泽东在总结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经验和自己对国际国内形势的认识基础上，首先创立了“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科学地解答了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中国红色政权能够产生、存在和发展的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正确革命道路问题上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进步。但在此时，毛泽东还没有摆脱“城市中心论”的束缚，还没有“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只是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当时，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武装上山，当务之急是选择条件较好的山头，开创小块红色区域，安营扎寨，以求得红军和红色政权的生存。从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写成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文章标题，已经说清了问题的中心。

192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三者结合起来。在决议案中，毛泽东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中，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存在的原因和条件，指出“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同年11月，在毛泽东写给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说得更明白：“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红军每到一处，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整个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⑵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如何把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革命根据地紧密结合为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中，只是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而没有谈到“农村包围城市”的内容。那时候，根据地刚刚确定，游击战刚刚发生，红色政权刚刚建立，革命正处在白色政权的四面包围之中。在这困难和危急的时候，有些同志怀疑红色政权的存在，发出了红旗能够打得多久的疑问。这两篇文章仅仅是回答红色政权能否存在，红旗到底能够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在1936年12月曾回忆说：当着1927年冬天至1928年夏天，井冈山的同志们中一些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个疑问的时候，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⑶

考察毛泽东当时的指导思想，基本上还是个“城市中心论”者，并没有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的认识水平。他身在农村从事土地革命、政权建设、游击战争三位一体的工作，开创“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目的仍是为了配合城市斗争。他说：“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⑷周恩来在1949年也有过分析，他说关于重视乡村工作，在农村搞武装割据的重要性与可能性，毛泽东是认识到了，“但是，关于把工作中心放在农村，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游击战争，我认为当时毛泽东同志也还没有这些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⑸所以，不能把身在农村开创工作，看作是工作重心转移农村的标志，这两者不是一回事；更不能把“工农武装割据”和“农村包围城市”混同为一个概念，这两者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

毛泽东在井冈山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色政权思想”，只是他两年来革命斗争实践的总结和理论思考，但并无全党应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的思想，也并未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

二、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认识来源于红四军游击赣南、闽西的斗争实践

正确认识来源于实践，任何伟大的理论都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实践是理论的基础，是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实践对理论起决定作用，理论必须与实践紧密结合，理论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为实践服务，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理论的形成也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产生和形成的。正是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使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和“红色政权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及其发展前景有了新的更高的认识。

1929年，毛泽东和朱德、陈毅带领红四军下井冈山，将红军游击战争和红色政权发展到赣南、闽西20余县的更大范围内，开辟了赣南和闽西两大块根据地。至1929年底，闽西的长汀、龙岩、永定、上杭、连城、武平和赣南的瑞金、于都、兴国、赣县、宁都等县都先后建立了革命政权。1930年春，以闽西苏维埃政府和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为标志，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

1929年3月20日，毛泽东在长汀写的《给中央的报告》中就向中共中央建议：“在全国范围内一般工作的重点，我们的意见：宜在江苏直隶，红军小区域苏维埃使个数加多，这不仅在湘赣闽粤等地，江苏皖北鄂北豫南直隶，都应有红军及小区域苏维埃之创立。”这证明毛泽东的视野不是局限于江西和闽西，而是在全国有条件的地方都应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1929年4月，毛泽东在瑞金代表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回信中，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意义和作用已有了很高的评价。他针对党内一些人轻视农村根据地建设的问题，深刻地指出：“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重要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来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⑹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强调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农村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对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毛泽东认为，应该把建立、发展红军和红色政权本身，当作促进全国革命高潮——准备全国武装起义的重要因素。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四军前委和闽西党组织多次提出开展游击战争，“在江西四方造成割据局面”，“向南昌包围”，“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为实现闽西工农政权的割据而奋斗”；红色区域要采取“伴着发展”，即伴着已有的小块红色区域“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路线，不能实行“不相关连的冒进”等意见⑺。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把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与夺取城市政权联系起来，初步闪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重要思想火花。对此观点，1929年7月召开的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表达得更为清楚：“闽西工农武装割据”的“全国意义”即在于：“和党的全国总任务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夺取政权联系起来”。

实践出真知！1929年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对毛泽东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红四军党的七大的争论和会后红军斗争遭受的挫折，“中央九月来信”对他的支持和古田会议的成功召开，毛泽东在“工农武装割据”和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理论基础上，总结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实践斗争的新经验，使他对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认识产生了新的飞跃。

三、古田会议正确解决了在中国特定条件下党和红军的无产阶级化问题，从而冲破了俄国十月革命模式、共产国际教条的严重束缚，清除了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形成过程中的重大障碍，加速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

1929年秋，中共中央在听取红四军的情况汇报后，于1929年9月28日给红四军前委发出一封指示信。指示信充分肯定了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及根据地的工作，指出中国革命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⑻指示信还在红四军党及军队建设方面，同意了毛泽东的一些意见，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在“九月来信”的正确指导下，1929年12月28-29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决议主要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的基础上，对红四军党内和军队内的种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表现作了全面的、详细而又精辟的分析，指出了其产生的根源，提出了正确纠正各种错误思想的方法。这就实际上提出了党和军队的建设方向，形成了毛泽东的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的纲领。

党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也就是“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但是要保证“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实现，必须由“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游击战争”。因为党长期在农村发展，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革命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又是农民土地问题，而党和军队的组成成分也绝大部分是农民，所以如何解决党的无产阶级化问题关系到革命的成败。而古田会议创造性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党在农村发展中的无产阶级化的重大问题，从而保证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胜利实现。

首先，古田会议体现了立足农村中建党建军的思想，古田会议决议明确地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与党和红军自身的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指出：扩大红军，应“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反对那种“走州过府”、“招兵买马”的流寇主义扩军路线。由此可见，毛泽东是遵循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将希望寄托于农村斗争，立足于农村建党建军。

其次，古田会议决议强调从思想上建党建军问题。决议列举了党内错误思想的表现，分析了其根源，提出了解决的途径和方法，确定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通过积极正确地开展党内思想斗争，切实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使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无产阶级化的重要原则。古田会议确定的这些建党建军原则，创造性地解决了党长期在农村，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进性这个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从而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创提供了前提。

正是由于古田会议解决了党的无产阶级化这个根本问题，进一步清除了在农村发展革命力量思想障碍，使毛泽东能集中精力思考如何加快革命力量发展的问题。古田会议后，他回顾在赣南、闽西地区一年时间革命斗争过程，看到这一地区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和红军力量的壮大，看到广大农民群众革命斗争的无穷力量，看到当地红色政权的日益巩固和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与在中心城市革命力量屡屡受挫形成鲜明对照。这使他进一步看到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取得革命胜利的光明前景。到这时，毛泽东走“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思想已开始形成。

四、《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基本上形成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农村根据地为主要阵地，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

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使红四军的建党建军问题从理论和组织上得到了根本的解决。但是，中国革命的道路该怎么走？往哪里走？这些问题十分紧迫地摆在毛泽东和红四军全体指战员的面前。就是在这种形势下，1930年的元旦，已经是红四军前委委员、第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给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写了一封新年贺信，信中又一次明显地流露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情绪。其实，林彪的这种悲观主义思想由来已久，早在井冈山时期就有了萌芽，然后在1930年初敌人对红四军实行残酷的“三省会剿”时发展到了极点。毛泽东认为这种思想在红四军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认为这是一个涉及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重大理论课题，决心加以解决。

经过几天的思考，1930年1月5日，在离古田会议会址只有1公里之遥的赖坊“协成店”，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7000多字的回信，这就是后来的不朽名篇——《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在《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一文中，毛泽东对历史、对自身多年革命进行了一次全面、科学的思考和总结，并根据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以及其他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着重论证了有根据地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的工农武装割据的必要性和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

在信中，毛泽东把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问题提到异常突出的地位。他指出，党内一些领导人“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毛泽东分析此种错误产生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最后冲刺阶段中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个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混战的怪事”；“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意义的严重性”；“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口号之绝对的正确”；“四，就会明白成长于四周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政权之存在和发展”；“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苏维埃区域之发展，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也就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六，也就会明白无疑义地红军和农民苏维埃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七，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是不能达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⑼在这里，毛泽东连续七处用了“就会明白”的文字，指出了中国的具体国情是许多帝国主义争相侵略的半殖民地，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中国革命的具体途径是在农村建立工农政权以促进全国革命的高潮，这就把“农村包围城市”道路问题说得很清楚了，所谓“朱毛式、方志敏式”的路线，就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具体化。

通过以上的理论分析，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应走的道路，得出了坚定不移的结论：“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⑽这四个“必须这样”的结论，完整地说明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具体内容。

毛泽东指出，红四军中的一些领导人对时局比较悲观的原因是用了主观主义方法分析敌我力量，指出不能“不切实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也不能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文中指出“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弱的”，又说革命“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

对于无产阶级领导问题，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⑾

在《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的文末，毛泽东以诗人的豪情宣称：“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⑿

1943年3月，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在回顾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过程时，曾说：“1929、1930年，应该产生了‘乡村中心’的思想”。“而‘乡村中心’的思想亦即‘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终于在1930年初以毛泽东在闽西上杭古田赖坊协成店写下的《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为其形成的基本标志。”⒀周恩来的这段话，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的标志作权威性论断，有力地佐证了这一说法。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一文中，摆脱了“城市中心论”的影响，完成了对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农村的认识，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思想。因此以毛泽东给林彪的这封党内通信（即《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发表为标志，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已从实践上升为理论，也就是说《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是 “农村包围城市”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形成的标志。

中国革命走上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出来的，而解决了“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核心问题的古田会议是在闽西召开的，最为重要的“农村包围城市”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形成的标志《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这篇著名的著作的诞生地也是在闽西，从这个意义上说，闽西正是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诞生地。

注释：

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

⑵《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⑶《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⑷⑼⑽⑾⑿《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⑸《周恩来选集》上卷，《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⑹《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前委致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

⑺《红旗》第121期，《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 1930年7月19日出版

⑻《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二辑，《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

⒀《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