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鼎丞与“左”倾路线的斗争

蓝松金

在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曾多次受到“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破坏，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路，作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张鼎丞，也就不可避免地多次受到“左”倾路线的排挤和打击。但是，他总是以党的事业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宽阔胸怀和高风亮节；他始终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同各种错误倾向进行了不懈地斗争，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创造性。

一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自红四军入闽一年来，在邓子恢、张鼎丞等领导下，至1930年春天，闽西各地政治局势稳定，革命蓬勃发展，生产欣欣向荣，人民安居乐业，闽西革命根据地处在非常有利的发展时期。

然而，在革命高潮逐步高涨的时候，党内存在着的“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也在发展。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的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这个决议违背了中共六大制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系统地提出了一套“左”倾冒险主义的理论。在1930年7月8日召开的中共闽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会议传达了中共关于目前形势的分析和党的任务策略，作出了“闽西的总任务是：集中一切革命力量，扩大斗争到广东去，首先夺取闽粤桂三省政权，争取全国革命胜利”⑴的决议，命令刚成立的闽西红二十一军向广东东江出击。刚回到闽西担任领导工作的张鼎丞面临着如何抉择的严峻考验，他和邓子恢通过一年多来实践，悉心学习和领会了毛泽东的思想，深刻认识到中共闽西一大提出的建设巩固的闽西苏区，波浪式地逐步地向外发展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因此，作为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他没有盲从“左”的指令，他与邓子恢吸取了两个月以前红十二军第一次出击东江受挫、闽西苏区受损失的教训，明确表示不同意中央关于闽西红军再次出击东江的指令，针锋相对地提出：“闽西红军之奉命北上，远离苏区，闽西苏区还有不少反动武装伺机反攻倒算，现应先集中红二十一军去消灭这些反动武装，巩固苏区，然后逐步向漳州、厦门等附近大城市发展”。⑵张鼎丞等人的意见显然与立三路线相悖，这样，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场争论，正确的意见受到了立三路线执行者的横加指责和粗暴拒绝：“闽粤赣三省总暴动，是中央的方针，是绝对正确的，闽西红军应坚决地迅速地向广东出击，我们胜利了，即使失掉闽西苏区在所不惜了。”⑶张鼎丞据理力争，结果被扣上“新右倾”的帽子，受到严厉批评指责。虽然身为苏维埃政府主席，但也仍然受到极大的限制，正确主张无法被接受。

9月上旬，根据中央和福建省委的决定，闽西党团组织合并成立闽西总行委，实行党团组织军事化。这样，立三路线在政治、组织、军事等方面的具体策略和行动上的错误，在闽西发展到最为严重的程度。为了执行中央和省委的命令，闽西苏区不得不调集主力红军和红二十一军再次出击东江。一直坚持正确意见的张鼎丞极力反对将这两个军都调去出击东江，在不得不服从组织决定的同时，采取措施予以抵制，只派红二十一军开赴东江，而把红二十军留在闽西各县开展游击战争，消灭地主民团。在红二十一军出发的同一天，张鼎丞率领一部分武装，在上杭、永定边界设立指挥部，并派出原红十二军政治委员高静山在杭西回龙组织行动委员会，全盘指挥各部队的行动。张鼎丞率部频频出击，歼灭来犯之敌，收复了原有的苏区，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甚至重新占领了汀州，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卫了闽西苏区的安全，减轻了“左”倾错误对于闽西的危害。红二十军本身也得到发展，由1200多人发展到3000余人。而红二十一军出击东江后，屡屡失败，伤亡惨重，部队由原来的2000余人减为400余人，剩余的数百支枪竟无人使用，剩余的部队不得不于9月中旬返回闽西。

事实证明，张鼎丞等人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不是他与邓子恢等人采取必要的措施抵制立三“左”倾路线，减少损失，闽西苏区的严重恶果将不堪设想。这充分体现了他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创造性。

然而，“左”倾路线的积极推行者把第二次出击东江失败的责任推给张鼎丞、邓子恢等人，指责闽西地方组织的正确意见为“保守主义”，把失败原因归咎于“一方面是由于地主党部的保守观念不能冲破，集中进攻东江，这一策略路线的执行始终是动摇的不坚决；一方面是由于红军本身的单纯军事观念，一切行动不配合群众的斗争”。⑷张鼎丞再一次受到压制和打击，但是张鼎丞并没有气馁，仍然坚持过去正确的意见，他坚信“左”倾路线终将被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终会被抓人们所接受。

果然不出意料，李立三“左”倾错误在实际工作中造成许多危害，引起了党内越来越多人的不满和批评，许多同志坚决要求停止这一错误。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纠正了立三路线的错误。11月间，三中全会精神传达到闽西，闽西特委召开会议，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检查并纠正了作为李立三“左”倾昌险主义的那些错误。在会上，张鼎丞正确分析了形势，指出当务之急，必须吸取红三军团攻打长沙得而复失和闽西红军三次出击东江遭到失败的教训，迅速改变过去昌险向东江进攻，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11月18日，以他的名义发布了闽西苏维埃政府第十一号通告，通告明确指出：“两次攻陷长沙的经验告诉我们，如用其全力夺取孤城，不如以全部力量领导广大的群众起来斗争，造成一个广大赤色版图，以深入的斗争，巩固的政权，充实的力量来进攻敌人，准备着军阀混战爆发时，一鼓将敌人消灭！”通告发出以后，闽西各级组织从实际出发，开始总结经验教训，并开始纠正土地革命、扩大红军、苏维埃建设等方面存在的“左”倾错误，闽西苏区的各项建设重新走上正确的轨道。

二

闽西各地还没有从立三路线造成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情况又发生了逆转。1931年2月以后闽粤赣边主要负责人又接受了更“左”的王明“左”倾昌险主义路线。在军事上，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继续实行死打硬拼，致使闽西红军越打越弱，苏区越打越小。张鼎丞在实践中一开始就感到王明“左”倾昌险主义是行不通的，他顶住巨大压力，深入永定、上杭等县农村，指导各级政府动员群众参军参战，筹集大批粮食支援反“围剿”斗争，并率领红军独立团与地方武装按照毛泽东的游击战术，阻击敌人向苏区腹地进攻，配合主力红军粉碎国民党第二次“围剿”。

然而，正当闽西苏区军民浴血奋战，争取反“围剿”斗争胜利的关键时刻，执行王明“左”倾昌险主义的闽粤赣边省委的主要领导人，不作实际调查，便认定苏区有一个潜伏的反革命派别专事破坏活动，在闽西苏区开展一场以“肃清社会民主党”为中心的肃反运动，成立了以林一株为主席的闽西苏维埃政府肃反委员会。林一株是个地主出身，品质恶劣的投机分子，他担任肃委会的领导后，把肃委会变成凌驾于闽西根据地各级党、政、军组织之上的独裁机关，在“肃反”的名义下，集捕人、检察、审判于一身，到处乱抓乱捕，刑讯逼供，滥杀无辜，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致使闽西苏区遭到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张鼎丞看到大批优秀干部被严刑逼供，甚至被无辜杀害时，便对“肃社党”运动产生了怀疑，多次提出不同意见，结果不仅被指责为“对于中央路线动摇”的分子，不准他过问肃反运动，甚至把张鼎丞也列入内定的所谓“社党”分子名单中，张鼎丞险遭不测。林一株等人自恃王明路线执行者给予的无限权力，完全背着张鼎丞和省委组织部长罗明，独断行为、为所欲为，致使“肃反”运动愈演愈烈。

闽西苏区严重的“肃反”问题，引起了中央的注意。8月29日，中央发出《致闽粤赣苏区省委的信》，对于闽西如此大规模捕杀“社会民主党”表示不满，要求闽西党组织认真检查和纠正。中央的来信给张鼎丞等各级领导一个极大震动，于是乘“左”倾路线的执行者邓发率部队去打汀州之际，张鼎丞与罗明于9月29日以闽西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发出第97号通告，宣布逮捕并处决人民群众所切齿痛恨的林一株和原永定县肃反委员会主席郑醒亚等一伙人，撤消闽西肃反委员会，另成立以郭滴人为局长的政治保卫局，主管肃反工作。此后，狂捕乱杀之风大减，但由于“左”倾错误路线在党组织内严重存在，“肃社党”运动仍在继续。

“肃反”运动造成了数以千计的人被错杀，闽西苏维埃政府的35名执委中被肃过半，新红十二军连以上干部也半数以上被肃。一时间，党团组织和政府机构涣散，干部情绪和红军士气低落，加上国民党军阀、民团的加紧进攻，杭、永、岩中心区域内的许多乡镇相继失陷，中共闽粤边特委和闽西苏维埃政府的驻地虎岗也被占领，只得搬迁白砂，导致根据地大为缩小。作为闽西苏埃政府主席——张鼎丞对此痛心疾首。他顶住巨大压力，弛函各县委、县苏维埃赶紧派得力的干部到那些濒临瘫痪的区乡镇恢复工作。如他命刘永生率一个警卫连赶到丰稔，由他兼任代理区委书记，区苏埃主席。刘永生到任后，立即释放了所有被关押的所谓“社党”分子，仅用了二个多月的时间，就全面恢复了丰稔区的工作。

1931年11中旬，张鼎丞乘着出席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机会，甘昌被怀疑、被指责为动摇分子并不准过问肃反运动的风险，当面向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和苏区中央局汇报了闽西“肃反”的严重性。毛泽东听了非常严肃地说：“这样搞，不要敌人打，我们自己就会垮台。”他指示：必须立即纠正这一错误。会后，张鼎丞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回到闽西后就释放了被关押的数千名所谓“社党”分子，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这场错误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拯救了一大批干部和群众。

1931年12月，周恩来前往瑞金经过闽西时，目睹了错误的“肃反”运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非常愤慨，连忙写信要求中央决心“与此严重问题斗争”，扭转了这种局面。

张鼎丞和周恩来对闽西肃反工作的看法，对临时中央发生了良好的作用。苏区中央局收到周恩来写的两封信之后，严重地意识到闽西“肃反”运动的严重性，于是中央接二连三发出指示，严肃批评中共闽粤赣省委在“肃反问题中所犯的不可宽恕的错误”，必须“坚决的反对极为有害的极错误的‘肃反中心论’。中央一刻也不能容忍这种错误的继续存在”。要求闽西党组织立刻同“肃反”中严重错误作坚决的斗争。⑸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对于停止和纠正闽西苏区的“肃社党”错误，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32年3月，中共闽粤赣苏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和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对这一问题都分别作出决议，认为闽西苏区在苏区过去的“肃反”中犯了严重错误。这种错误的主要表现为“主观唯心论”和“肃反中心论”。夸大了的反革命派别的力量，不相信土地革命斗争的力量。到此，祸害长达一年零三个月的闽西“肃社党”运动得到基本纠正。

“肃反”运动给闽西造成了严重的损坏，特别是干部队伍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在这一非常事件中，闽西苏区的党员数由原来的8000人，减少5000人。张鼎丞到各地指导工作时发现在大敌当前的时候，特别需要加强干部队伍的建设，以适应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巩固和发展闽西革命根据地。为此，在1932年1月5日，他在《红旗》第51期发表了《从河田苏区想到提拔干部》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不仅嘲讽了“肃社党”运动造成的严重恶果，而且指出了当前必须尽快解决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要求，该文在闽西苏区引起强烈反响。此后，各级党组织在进一步纠正“肃社党”错误的同时，着手整顿和健全领导机构，积极建设干部队伍，从而为闽西苏区在较短时间得以复兴奠定了组织基础。

对所谓的“肃社党”负有重要责任的邓发，后来在延安整风后期的闽西党史座谈会上，作了深刻的检查。他说：在反对反革命的斗争中，必须强调民主，“如果我多去问鼎丞是否有这样多的反革命，鼎丞了解那些人，当然看法不同”。⑹历史证明张鼎丞的做法是对的。

三

1932年3月，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张鼎丞任主席。在他的主持下，确立了各级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府的组织系统和工作制度。人民政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还成立了省军区司令部和各军分区司令部，实现了军事工作的统一领导。

1933年1月，王明“左”倾统治的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到瑞金，“左”倾领导人下车尹始，就指责中央苏区的游击战争是“游击主义”，提出要“最在限度地扩大主力红军”，要“在中国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战”。在“创造百万红军”的方针指导下，他们下令闽西苏区猛烈扩大红军，除动员补充主力红军外，硬性分配闽西继续动员3000人入伍。张鼎丞则认为，在岩、永、杭这些边沿地区，虽然也要扩大红军主力，但是应允许他们保留一些地方武装，以便开展游击战争，保护群众，保卫苏区。因此他坚决支持代理省委书记罗明要求中央改变这种做法的意见。本来这些意见都是符合群众的愿望和当地斗争实际的，然而，王明“左”倾统治的中央却诬蔑罗明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是“退却逃跑主义”，并攻击说“罗明路线”的形成绝不是偶然的，是有悠久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于是，在闽西错误地开展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实质上是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以达到打击排挤一批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干部，换上一批能够忠实执行“进攻路线”的干部，企图“肃清”毛泽东在红军和根据地的影响，从而达到“改造各级领导机关”以实现对党的全面统治的目的。他们想使“左”倾昌险主义在整个中央全面贯彻，畅通无阻。这场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从1933年2月闽西开始，后来扩展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其他一些地区，延续了将近两年，打击了大批党和红军干部，给苏区工作的反“围剿”战争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在这专场错误的运动中，张鼎丞始终支持罗明的正确意见，又遭到了“左”倾错误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1932年2月，罗明被召到瑞金，每天接受中央局的批判斗争。后来，张鼎丞也被召到瑞金，受到中央局的严厉批评。苏区中央局并于2月15日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省委的一部分人“形成了以罗明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认为张鼎丞等省委大多数同志没能深刻了解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未能同罗明作坚决斗争，“在这一斗争是表示了他们不坚决与机会义义的动摇，因此在实际工作中犯了许多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左”倾错误执行者在政治上推行“左”昌险主义，在组织上采取了一整套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实行惩办主义和过火的思想斗争。他们对于一切不同意和不积极性执行错误路线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扣上“罗明主义”、“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2月28日，在汀州召开了以批判罗明为主题的中共闽粤赣省委临时代表大会，在会上，王明“左”倾错误执行者用谩骂和讽刺的方式对待罗明及其支持者。中央代表不但全盘否定以张鼎丞为主席的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的工作，而且用严厉的措词对张鼎丞横加指责：“如张鼎丞之流，中央对你一次一次地教育，你仍然是机会主义，官僚主义”。他们还提出对张鼎丞要“无情打击”，“用布尔什维克的铁拳将他粉碎”。⑺张鼎丞没有补恐吓和谩骂所吓倒，在大会上，继续据理力争，为罗明的正确主张辩解，为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抗争。他还竭力为受“左”倾错误迫害的干部辩解，为了顾全大局，张鼎丞被迫在大会上作出检讨，然而，名为检讨实为申诉。因此，中央局代表和一部分人很不满意，认为罗明和张鼎丞同志“对于自己的错误的承认还是不充分的”。

会后，罗明被调到中央党校学习和工作。张鼎丞因明确表示不同意反“罗明路线”，被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扣上“一贯机会主义，官僚主义者”的帽子。1934年2月，王明“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以“改造”省苏维埃政府为名，解除了张鼎丞的福建省苏维埃主席和省委常委的职务，调他到瑞金任中央粮食部副部长，仅负责在基层做筹粮、运粮工作。

张鼎丞虽然受到了错误的批判打击，他心里却十分坦荡，仍然一如既往的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继续努力工作。他被调任中央粮食部副部长后，倾注全力，为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斗争，筹办军需民食，作出了重大贡献。

张鼎丞刚上任，国民党又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他接受了筹集二十四担军粮的任务，当时战场军情日趋紧迫，红军连连失利，苏区不断缩小，加上国民党的多次“围剿”，广大群众也缺衣缺粮，生活异常的贫困，因此筹粮筹款非常困难。张鼎丞竭尽全力，夜以继日地奔走于宁都、宁化、清流、连城、武平、长汀等地，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不到一个月，便提前完成了筹粮任务，及时解决了正值春荒、夏荒的时候的广昌战役，东方战役所需的大批粮食。中央政府为了作好长期战争的准备，同年夏又提出在两个月内筹集六十万担粮食的计划，结果张鼎丞只以一个半月就超额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

不言而喻，如果当时未能解决这批粮食，中央主力红军是不可能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支持一年之久的。

历史上事实证明：当年罗明、张鼎丞是坚决执行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的，而“左”倾昌险主义者是错误的。这个问题在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已有明确的结论。

四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主力红军开始长征。长征前，毛泽东指示张鼎丞：“你还是回到闽西去，那里你熟悉，可以坚持，可以发展”。红军主力长征后，他历尽艰辛回到了闽西，并与邓子恢、谭震林一起坚决冲破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羁绊，坚持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战略原则，提出了开展广泛的、灵活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最后取得了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当时王明“左”倾路线尚未清算，在与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分局失去联系，没有就主力红军主持的情况下，他们能够大胆摒弃“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独立地研究和解决实际斗争中的问题，并且创造性地加以发展，确是难能可贵的。闽西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正是由于摒弃了王明“左”倾路线的，坚持正确路线，实事求是，依靠群众的结果。

1939年7月，张鼎丞到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对张鼎丞讲的第一句话便是“你回来了，路遥知马力”，又说：“你们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保留了这么多干部和部队，还保留了一部分土地革命果实。这是很大的胜利，教条主义者说我们是‘右倾机会主义’看来事情还是我们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做的”。毛泽东的一席话，是对张鼎丞自1928年领导农民暴动以来一直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坚韧为拔为革命事业顽强斗争的高度评价，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注释：

⑴《中共福建省委反对军阀混战宣言》，1930.6.11。

⑵邓子恢、张鼎丞：《闽西暴动与红十二军》。

⑶王海萍：《在中共闽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致词》，1930.7.8。

⑷李任予：《给中央军部南方办事处和广东总行委的报告》，1930.9.21。

⑸《中共中央为肃反问题致闽西省委信》，1932.1.21。

⑹邓发：《在闽西党史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

⑺张鼎丞：《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