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精神在抗战时期的弘扬与实践

傅柒生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的曙光小学，毛泽东、朱德和陈毅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红军各级党代表、士兵代表、地方党组织代表、妇女代表120余人参加了会议。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分别在会上作了报告。大会讨论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该决议详细而具体，共分为8个部分：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㈡党的组织问题；㈢党内教育问题；㈣红军宣传工作问题；㈤士兵政治训练问题；㈥废止肉刑问题；㈦优待伤病兵问题；㈧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问题。其中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决议的核心。

古田会议的中心思想就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军队。古田会议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创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成功之路。古田会议在中央“九月来信”精神指导下，总结了南昌起义二年多来的经验和教训，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大家看看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⑴古田会议还回答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古田会议锻铸了人民军队的“军魂”——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确立了思想政治工作等一系列重要原则，成为人民军队与一切旧式军队的分水岭。人民军队从这里走来！

古田会议永放光芒！江泽民同志于1989年12月亲临古田会议纪念馆视察时指出：“《古田会议决议》是个宝，至今还有强大的生命力，要温故知新，学而时习之。” 他先后二次为古田会议题词：“继承和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加强党和军队的建设”；“古田会议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里程碑。”

胡锦涛同志1999年6月参观古田会议纪念馆后指出：“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这个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确保党的政治任务的顺利完成。”2005年1月，胡锦涛同志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指出：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针对党和红军中存在的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及其危害，提出了思想建党的原则，强调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要经常注意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一重要思想，对我们党的建设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古田会议虽然是红四军的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但它的精神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历史时期对我党我军的建设都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古田会议通过的决议“不但在红军第四军实行了，后来各部分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这样就使整个中国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中国人民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以后有了广大的发展和创造，现在的面貌和过去大不相同了，但是基本的路线还是继承了这个决议的路线。”⑵

历史进入到抗日战争这个特殊时期，八路军、新四军认真贯彻古田会议精神，毛泽东等众多领导同志多次指示部队，要“按古田会议精神搞好部队建设。”⑶毛泽东于1942年1月23日亲笔致函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和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莫文骅，要求“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课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须熟读）”⑷4月6日，肖劲光、莫文骅根据毛泽东这一指示精神，向各兵团发布训令，指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不仅对当时中国红军的建军上有着很大的意义与决定作用，就是对今天八路军新四军的建设上，仍然有着伟大的实际意义。”“严格的检查起来，在我们的工作中，尚存在着不少的缺点。比如各种制度尚未严格的建立起来，或者建立了而没有切实的执行，党内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与不正确的倾向，尚有某些残余存在，党内教育诸问题尚有不健全之处，主要是由于我们还没有彻底的执行这个决议，因此，今后的留守兵团及保安部队，要把这个决议当作今后改进我们工作的指南，不论上自高级指挥员和政治人员，下至科员干事排长，都要熟读与灵活的应用这个决议到我们的工作中去。”同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决议。学决议“不是照本宣读，走马看花，敷衍了事，不求甚解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而要灵活地运用到工作中去，为着检讨我们现在的工作优缺点而读它，为着改进我们今后的工作而读它。”⑸在轰轰烈烈的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古田会议决议》被选作重要文件在全党全军中开展深入学习，于是，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浪潮中又掀起一股学习《古田会议决议》的热潮。本文拟从如下几个方面管窥古田会议精神在抗战时期得到弘扬和实践情形之一斑。

一、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指挥枪

马克思曾断言：“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⑹毛泽东早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提醒全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⑺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抵达江西永新三湾，在此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健全了部队的各级党组织，建立了党代表制度，从组织上首次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古田会议继承并发展了这一重要原则，将此原则以决议的形式固定下来，把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立党小组，实行党委负责制，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同时，《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警告，如果“把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权垄断政权，离开阶级地位的危险，如国民党军队所走的道路一样。”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作了进一步的深刻阐述，他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⑻但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之初，蒋介石妄图趁改编红军之机削弱共产党的地位，从而达到控制支配红军的目的。在共产党内，王明错误执行右倾错误路线，竟然同意放弃军权、放弃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地位，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要求八路军“打破拥兵自守的传统”，接受国民党政府“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于是在八路军中一度出现蔑视政治委员制度倾向，还将政治部改为政训处，削弱了党的领导地位。为此，毛泽东等同志及时地重申了党掌握军权的极端重要性，告诫处在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中的共产党更要重视“有军则有权”的历史教训，如果“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⑼同时强调，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特别重视对军队的独立的、绝对的领导，1937年8月25日，中央军委在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中就指出：“各师改编为中国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展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应完全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重申：“在原有红军中及一切游击队中，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中央军委还于10月22日决定恢复因受国民党干涉而一度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先后任命各师、旅政治部和团政治处。“因而基本上保证了八路军作战上和工作上的胜利。拒绝了国民党派遣他们的党员来当八路军干部的要求，坚持了共产党绝对领导八路军的原则。”⑽1938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⑾坚持共产党绝对领导无产阶级军队的原则，保证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有着极端的重要性。

二、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生命线不断

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古田会议精神的核心，也是古田会议最突出的历史贡献。古田会议从关系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任务的高度，列举了党内存在的8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指出了这些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源及其危害性，《古田会议决议》开宗明义：“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非常之浓厚，对于党的正确路线之执行，加予极大的妨碍，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广大革命斗争加于四军的任务，（是）定决然担负不起的。”针对于此，《古田会议决议》创造性地提出了思想建党的重要原则，强调了思想建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思想建党的最重要方法和途径就是《古田会议决议》所规定的进行党内的教育。古田会议突出了对我党我军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的重要位置，要求加强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不断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把党员教育和锻炼成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决议提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为此，决议规定了进行教育的10种材料和18种教育方法，如政治分析、红军党内八个错误思想的纠正等等。决议还分析研究了红四军党员政治思想水平较低的状况，其根源“自然是关于[由于]党的组织基础最大部分是建筑于农民及其他小资产万分之上；然而党的指导机关对这些不正确倾向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亦是使这些不正确倾向存在和发展的重大原因。”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决议强调要抓好党员的政治思想工作。根据长期斗争实践，总结了开展政治思想教育的著名十大教授法，如启发式（废止流入式）；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说话通俗化……同时，在组织上，决议规定了新分子入党的五个具体条件：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我军思想政治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但是仍然存在种种不正确倾向，“就某种意义上讲，问题还相当严重。”⑿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王明“左”倾错误思想影响没有得到彻底肃清。1940年3月，王明还在延安出版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使其错误倾向有扩大蔓延之势。其次，抗战以来，由于我党我军越来越受到人民的拥护，革命队伍不断壮大，八路军由4万发展到40万，新四军由1.5万发展到13万，党员人数从4万迅速增加到80万，而这些新党员来自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必然带来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些实际情况，同《古田会议决议》所分析指出的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因此，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同样成为八路军和新四军迫在眉睫的大事。1944年，在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指导下，由谭政主持起草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这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关于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又一重要文献，该文断言：“政治工作是我们军队的生命线，无此则不是真正的革命军队。”

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把军队政治工作科学地归纳为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三大原则，他说：“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有三个，即：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则，这就是在军队中肃清封建主义，废除打骂制度，建立自觉纪律，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因此全军是团结一致的。第二、军民一致的原则，这就是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打击危害军民的汉奸卖国贼，因此军民团结一致，到处得到人民的欢迎。第三、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此后，朱德等同志也在多种场合重申了这三大原则，本着这三大原则精神，抗战时期各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开展了“尊干爱兵”和“拥政爱民”活动，抗日政府和人民则开展了“拥军优属”活动。

1942年至1945年，中共中央组织开展了整风运动，以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整顿党风；以反对党八股整训文风为主要内容，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最为普遍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加强和改善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极好实践。在轰轰烈烈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古田会议决议》被列为整风必读材料之一，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由于坚持了古田会议所确立的思想建党等重要原则，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统一与团结，为争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和政治保证。

三、明确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军队的建党建军宗旨——为人民服务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始终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古田会议精神的指引下，成长为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无产阶级的政党和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这是毛泽东在抗战期间高度概括出来的科学论断。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先进性写在了自己的党旗上，鲜明地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早在红军初创阶段，毛泽东就以战略家的长远眼光明确了红军是要为人民打仗的。在古田会议上，红四军官兵对毛泽东的这一观点普遍达成了共识，《古田会议决议》对此也有较详尽的反映，认为红军与白军、土匪完全不同，与历史任何一支军队不同，是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人民军队。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阶级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除了打仗一件工作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设政权等重大任务。”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等论著中都反复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执行人民服务宗旨的思想。他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⒀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说：“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这是在我党我军历史上对人民军队建军宗旨的系统全面的科学概括，这个结论实际成为抗日战争的整个历史时期，八路军、新四军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皈依点。

为了更深刻阐述我军建军宗旨，毛泽东还不断发展完善了关于人民军队三大任务的思想。古田会议之前，毛泽东就为红军提出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等三大任务，《古田会议决议》较好地汲取了这三大任务思想。在抗战时期，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这一理论思想，根据时代特点，有效地及时地将红军打土豪筹款子的任务转化为大力发展生产支援革命战争，向全军发出“积极生产，克服困难，亲自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要求部队一面打仗、一面生产，同时掌握打仗和生产两套本领。“只要我们全体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作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是孟夫子说过的：‘无敌于天下。’”⒁就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抗战胜利。人民军队三大任务的思想直至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将之深化阐述为战斗队、工作队和生产队。

四、执行革命军队统一的铁的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为了更好地体现我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执行革命的任务，更好地开展党和军队内部的政治思想工作，实行民主制度和严格纪律二条线相并而行，同步发展，红军在开展艰苦的井冈山斗争实践中，逐渐创立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重要原则。《古田会议决议》虽未出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完整提法，却对此方面内容有充分的体现，决议批判了红军党内存在的极端民主化的错误思想和纪律松散的种种现象，提出“红军纪律是一种对群众的实际宣传，现在的纪律比（以）前松懈了，因此给了群众以不好的影响”。有鉴于此，决议强调要“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同时要“严格的执行三条纪律”，并认真执行上门板捆禾草等有关注意事项。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认真贯彻执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根据时代需要适当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1938年）规定：三大纪律：㈠实行抗日救国纲领；㈡服从上级指挥；㈢不拿人民一针一线。八项注意：㈠进出宣传；㈡打扫清洁；㈢讲话和气；㈣买卖公平；㈤借物送还；㈥损物赔偿；㈦不乱屙屎；㈧不搜俘虏。新四军则公布了三大纪律十项注意，其内容为：三大纪律：㈠服从抗日救国十大纲领；㈡服从命令听指挥；㈢不侵犯群众的一针一线。十项注意：㈠上门板捆稻草；㈡房子扫干净；㈢进出要宣传；㈣说话要和气；㈤买卖要公平；㈥借物要送还；㈦损失要赔钱；㈧大便找厕所；㈨洗澡避女人；㈩不杀俘虏，不搜俘虏腰包。⒂

由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集中体现了我军的性质和宗旨，规范了人民军队的政治纪律、军事纪律和群众纪律，因此无论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乃至现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直是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和军队建设的重要原则，成为革命军队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准绳。毛泽东曾指出：“我们军队里头要经常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只要你空几个月不搞，就松松散散了。”⒃邓小平也指出：“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做到了，一个革命军人才是够了格。”

注释：

⑴《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4页

⑵《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页

⑶莫文骅：《整军的强大武器》、《人民日报》1982年8月5日

⑷⑸《红四军入闽和古田会议文献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236页、第237—238页

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443页

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7月，第220页

⑻⑼⑽⑾《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546、393、543页

⑿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

⒀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929页

⒂瞿定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历史演变》、《党史研究》1983年2期

⒃《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