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古田会议所作贡献的历史考察

傅柒生

周恩来是我军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者之一。1929年，红四军转战闽山赣水间．作为全党和全军主要领导之一的周恩来给予红四军以密切关注和有益指导，对于这一时期的红四军建设和发展，特别是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的顺利召开是功不可没的。

一、从中央“八月指示”到“九月来信”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1929年3月和5月，红四军二度由赣入闽，开辟了闽西革命斗争的崭新局面，特别是红四军三打龙岩胜利后．以龙岩、永定、上杭为中心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星星之火已经燎原。闽西大地出现了“寥廓江天万里霜”的喜人景象。

远在上海的周恩来及时把红四军的经验当作典型在全军中加以推广，1929年3月17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给贺龙及其领导的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说：“在朱、毛军队中，党的组织是以连为单位．每连建立一个支部．连以下分小组，连以上有营委、团委等组织。因为每连都有组织，所以在平日及作战时。都有党的指挥和帮助。据朱、毛处来人说，这样的组织，感觉还好。将来你们部队建党时．这个经验可以备你们参考。”

但是，随着红四军战果的不断扩大，红四军党内久已存在的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渐渐的表露出来，1929年五六月间出现了关于要不要设立红四军军委、红四军党内有没有“书记专政”和“家长制”等等的激烈争论。

红四军三克龙岩城之后。前委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人会。经过一天的互不相让的论争，会议未取得积极成果。中共中央收到红四军党的“七大”决议及其它有关文件后．于8月13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了红四军的问题，指定由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一份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封写于8月21日的指示信被称为中央“八月指示”。

“八月指示”肯定了红四军在全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正是周恩来一贯来所具有的远见卓识。指示信指出：红四军党的“七大”上“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和‘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是不对的，在当前战争环境下．前委之下无须设军委，而“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才能运动敏捷．才能便于作战．才能一致地战胜敌人”．不能简单地把党委负责制看作是“家长制”。指示信还强调了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红军中政治工作及宣传队组织(或如你们所称‘宣传兵’)是红军中政治命脉”。

从“八月指示”可以看出，身在上海闹市的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与地处闽西山区的毛泽东有着思想上的许多认同点。

8月底．陈毅辗转来到上海．准时出席了全国军事工作会议，并于29日专门为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红四军的汇报，向中央提交了《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等5份书面报告材料，在此基础上，中央成立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书记兼军事部长周恩来和李立三、陈毅等3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具体讨论红四军的有关问题。经过较长时间的

酝酿和研究，9月28日．由陈毅受周恩来的委托起草的并经周恩来亲自审阅修改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终于诞生了。这封后来编入《周恩来选集》的被称为“九月来信”的中央指示信凝聚着周恩来的大量心血，成为青史流芳的著名历史文献。

“九月来信”与“八月指示”是一脉相承的。而前者发展和深化了后者，“九月来信”从多方面对红四军前委作了具体的指示：目前军阀混战的形势；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其前途；红军发展方向及其战略；红军与群众；红军的组织与训练；红军给养与经济问题；红军中党的工作；红军目前的行动问题。

首先，“九月来信”比较准确地分析和估量了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形势，指出，我们应该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加紧发展革命力量，但又要注意到敌人的“会剿”，全党同志都应该明白“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

接着，“九月来信”明确规定了红四军在当前情况的三项基本任务：“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自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

“九月来信”还提出了关于纠正红军党内存在的一切不正确倾向问题：“红军中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缩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存在等观念，都非常错误，皆源于同志理论水平低落，党的教育缺乏。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对于红四军党内存在争论的几个重大问题也给予了明确的解答，如“九月来信”再次明确答复“前委下面不需要成立军委”；“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一切工作归支部这个口号是对的”，但是，“党管一切”这个口号则不妥当，“前委应着眼在红军的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上”，党对军队的领导，应该“尽可能实现党刚路线．不要直接指挥军队．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来顺当实现。

二、周恩来指示和“九月来信”对古田会议的影响

中央“九月来信”明确指示：“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同时时．周恩来还口头再三指示陈毅．一定要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这些指示是古田会议能胜利召丌的重要先决条件．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从长汀致信中共中央，喜悦而言：“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

陈毅从上海出发绕道香港．于10月22日抵达广东梅县松源，与出击东江的红四军军部会合，并率红四军回师闽西。此前的9月下旬．由军长、代理前委书记朱德主持的红四军党的“八大”在上杭城太忠庙召开．大会“自由争论了三天”毫无结果。11月18甘，红四军军部到达上杭官庄．在此召开了红四军前委会议，由陈毅汇报了上海之行，传达了周恩来的口头指示和中央“九月来信”，统一了红四军的思想。会后，陈毅派人把一封亲笔信和中央“九月来信”送给正在上杭苏家坡休养的毛泽东，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于是，大病初愈的毛泽东在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的陪同下，从上杭苏家坡抵达汀州，11月26日，与红四军前委会合。毛泽东到达汀州后．与朱德、陈毅等人交换了意见．朱德、陈毅表示服从中央指示，拥护毛泽东在红四军中的领导地位。

周恩来对陈毅的口头指示还认为，为了纠正红四军党内存在的争论．需要召开一次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解决问题，最好还要有个决议，使同志们今后有章可循。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在上杭古田曙光小学胜利召开，120多位代表出席了会议。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分别在会上作了报告，代表们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

《古田会决议》共分九大部分：一、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二、党的组织问题；三、党内教育问题；四、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五、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六、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七、废止肉刑问题；八、优待伤病兵问题；九、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其中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全文的核心和精华。研究、比较《古田会议决议》与“九月来信”，不难看出二者之问有密切的联系。

当然，《古田会议决议》决不是中央“九月来信”的简单抄袭或翻版，前者是基于后者的又一次发展、提高和升华，在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以及加强和改善党的组织建设、思想教育等方面，《古田会议决议》都有比“九月来信”更深刻而具体．更全面而系统的论述，如，“九月来信”提出的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是“军及纵队设政治部，营连只设政治委员”．而《古田会议决议》则重申强调了把“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而且．《古田会议决议》还比“九月来信”增加了关于“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废止肉刑”、“优待伤病兵”、“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等等章节。

古田会汉选举产生了红四军新一届前委．毛泽东为书记，朱德、陈毅等11人为前委委员。这与“九月来信”所指示“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是完全一致的。

三、周恩来在古田会议贯彻过程中的作用

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主要领导之一，对于古田会议精神在全党全军的贯彻与发扬有着特殊的作用．事实上。周恩来对于古田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也是非常认同和赞许的，认为红四军是中国共产党军队的一面旗帜。

1930年1月15日，也就是在古田会议召开后刚半个月，周恩来就在其领导创办的全党最高军事刊物《军事通讯》创刊号上全文发表了陈毅写的《关于朱毛红军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并加了周恩来亲自拟写的编者按，指出：“这是很值得我们宝贵的一个报告．朱毛红军这个“怪物’，在我们看了这个报告之后都可以一目了然。”“这里而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注意，如他们的编制。他们的战术，他们的给养的方法，他们与群众的关系。他们对内的军事和政治训练，他们处置军中供给开支的原则(官兵夫经济平等，开支绝对公开)……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在过去所没有看过听过的。”“各地红军、各地方党组织．都要学习和采用朱毛红军的经验．坚决执行关于红军游击战争的任务和战术原则。”

1930年3月，周恩来到莫斯科参加联共(布)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坚持了自已与李立三“左”倾错误思想相对立的而与毛泽东等人在“山沟沟里创造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相一致的关于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问题，他说，“中国革命的发展，因为全国政治经济的不统一，还表现她不平衡的特征”。“目前中国革命高潮是在成熟的过程中，还没有形成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在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的发展中，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便有他特殊的产物——这便是中国工农革命的红军”。

9月30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的报告．又一次总结概括了朱毛红军的建军经验和建军原则：在红军中“党的领导作用要绝对的(地)提高”，要努力“排去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加强共产主义的教育与宣传”；实行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优待俘虏瓦解敌军等政治工作原则，“以红军为中心战斗力量来开始进展的国内战争，应建立在广大的群众的基础上”，官兵之间要平等，应废除“官”和“兵”的称呼，“一律用‘红色指挥员’、‘红色战斗员’来代替”……

有人说，毛泽东最离不开的是周恩来，“谋事是毛，成事在周”。这句话，在古田会议历史考察中可以得到一些印证，周思来虽然没能身临莽莽梅花山麓的古田亲自指导古田会议，但是他的思想通过“九月来信”渗透在古田会议中．成为古田会议重要理论来源，周恩来对于古田会议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