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论为《古田会议决议》奠定思想理论基础的另一重要文献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

蓝松金

？？？？1993？？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次公开发表了此前出版的党史、军史著作均未提及的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在信中，毛泽东借与林彪致函的形式，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对建军建党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阐述，系统地阐述了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反对个人领导和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必要性，为古田会议正确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为此，毛泽东致林彪的这封信被史学界认定为“是关于建军建党问题的重要文献”，中国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逢先知在《深入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教材——〈毛泽东文集〉的意义》一文中明确提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古田会议决议的一部分）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篇重要著作，它的产生固然同《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指示信》（即‘九月来信’）有着密切关系，但就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工作发展脉络来说，其渊源至少是1929年6月14日他给林彪的信。这封信比‘九月来信’早三个多月，它是研究《古田会议决议》及其形成过程的不可缺少的文献。”⑴

一、毛泽东《给林彪的信》的产生经过

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够冲过去的。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和《古田会议决议》形成也是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艰苦过程。古田会议召开之前，在永定的湖雷、上杭的白砂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和在龙岩城召开的红四军“七大”上，就要不要军委等问题，红四军内部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1929年3月和5月，红四军二度由赣入闽，开辟了闽西土地革命斗争的崭新局面，闽西红色区域呈现“廖廓江天万里霜”的大好景象。但是，随着红军的战果的不断扩大，红四军党内已存在的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渐渐的表露出来。加上中央“二月来信”在红军中也起了很不好的作用，进一步加剧了红四军内部思想上的混乱。5月上旬，刚从苏联学习军事回来的刘安恭到红四军任临时军委书记兼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他的到来，更使红四军内部的争论进一步加剧。刘安恭虽然具有较高的军事指挥才能，但是他不了解中国红军的发展历史和斗争的现实，教条地引用苏联模式，过分强调军官权威，主张以军事领导政治，试图以军委来压制红四军最高领导机关——前委的权限。这样，以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为争论的焦点，加剧了红四军内部本已存在的有关党对军队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的争论。

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分歧，引起了毛泽东、朱德等红四军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并力图加以纠正。5月28日，红四军前委在永定湖雷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就红四军党内的思想分歧进行了讨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党内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但是，湖雷会议未能取得一致意见。

6月8日，红四军前委在上杭白砂再次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会上以36票赞同5票反对表决取消了临时军委，这结果引起了刘安恭的极大不满，他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和免去他的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全都归咎于毛泽东，并散布了许多挑拨离间和攻击毛泽东的言论，硬说红四军领导人有两派。另一方面，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的林彪则表现出坚决支持毛泽东，攻击刘安恭甚至朱德军长，挑起双方更大的论争。这样，在红四军党内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

在这种矛盾斗争更加尖锐复杂的情况下，毛泽东在白砂会议上提交了一份要求离开前委的书面意见，指出：“前委、军委成分权现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动摇，成了根本上的问题-——个人自由主义与无产阶级组织纪律斗争的问题。为此，毛泽东提出，这种不生不死的工作难于进行，请求马上更换书记，让他离开前委。

见到毛泽东的书面意见后的林彪，就在白砂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急信，表示全力支持：“你今天提出的你个人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党里要有错误的思想发生，你应毅然决心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了事。在中央未派人代理你以前，你不应离开前委。我希望你以后应该有决心来纠正一切同志的错误思想。”

白砂会议后，刚刚恢复办公的红四军军委再次停止工作，但这一决定并没有能够消除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反而使争论更加公开化和激烈化，而且争议的话题更广泛。四军成立以来的军事行动以及四军的各种制度、政策等都成为大家争论的话题，当然，争论最大的是“党应不应该管理一切”？并涉及到前委的领导方式，如“过去党有没有家长制度的倾向”等等。面对如此的一种局面，接到林彪的信后，毛泽东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争论的实质既然关系到红军建设的大问题，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应该如何加以解决？这时，红四军前委也要求毛泽东、朱德写个详细的思想汇报给前委，于是，6月14日，在新泉毛泽东以给林彪复信的形式对一年多来红四军党内矛盾斗争发展的历史写了一篇长达7600多字的文章。

二、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不仅仅是一封给林彪私人的信，更是一篇关于建军建党问题的重要文献。

毛泽东写这封信，除了要直接说明他请求离开前委的几点理由，并表明这“并不是消极，不参加这种斗争”，“我没有离开一天，仍旧可以随大家作思想奋斗一天”，而且也“决不会因为我去而达不到胜利的目的”以外，更重要的是乘这样一个时机，对一年多来红四军党内矛盾斗争发展的历史作一个全面系统的总结，以便大家透彻地了解斗争历史的基础上，认清实质，辨明是非，最后达到消除分歧，统一认识的目的。

在信中，毛泽东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观点，并把当时争论的主要问题归纳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等14条。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在这些问题中，最大问题是个人领导还是党的领导的问题。虽然争论的焦点是军委是否存在的问题，其实质就是个人领导还是党的领导的问题。毛泽东的观点是鲜明的，“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斗争是四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党能不能建设起一支真正无产阶级的新型的军队的问题，是各种矛盾斗争的焦点，其他种种问题的争论都与这个问题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都是由它派生出来的分支。毛泽东在信中还指明了红四军中“流寇思想”的严重性、产生的根源、危害性以及斗争的艰巨性。同时，毛泽东讲了与“流寇思想”有着直接关系的两个问题：一是单纯军事观点问题，二是红军纪律问题，并说明这两个问题上的不正确的思想也非要认真纠正不可。在阐明红四军党内为什么会存在各种错误倾向和矛盾斗争时，毛泽东除了揭示它们产生的深刻的社会、历史和阶级根源之外，第一次提出了“思想路线”这个概念，从思想路线的角度进行分析和论证。

在毛泽东给林彪写信的第二天，朱德在新泉也以给林彪复信的形式，向红四军前委交卷。在复信中，把他在白砂会议上表达过的观点展开进行论述。作为一军的军事首长，他要求在军事机关实现“党给许的行政责任”和“核心作用”，不同意“党管理一切”的口号，提出“要打破家长制及包办制”，主张在军内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⑵

毛泽东和朱德分别给林彪的信，同时在红四军办的《前委通讯》第三期上全文刊载。事实上，红军党组织内部对前委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而且经过前委会议的多次论争，全军党内对于双方的不同见解也都了解。这两封信的公布，不过是把各自的观点阐述得更加系统和明确。

8月，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工作时也把这两封信带去了，因此，这两封信成了他向中央汇报的内容之一，也是中央讨论、解决红四军问题时所需要的重要参考材料之一，使得中央得以准确地了解红四军的真实情况，进而正确作出对四军工作的指导意见。后来为红四军党内的争论问题作出明确结论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中央“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建党、建军原则和经验，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这封信中的不少好的思想观点，而这些思想观点又被以后的《古田会议决议》所吸收。这对解决当时红四军中的意见分歧，坚持红军建设的正确方向，以及《古田会议决议》的形成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为古田会议的成功召开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因此，毛泽东《给林彪的信》虽然形式上是给林彪的一封回信，但从这封信的产生经过、目的、主要内容、发表的形式和所起的作用，已不仅仅是一封给林彪私人的信，更是一篇关于建军建党问题的重要文献。

三、毛泽东《给林彪的信》系统地阐述了党对红军的领导和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原则，这些根本原则为半年之后产生的《古田会议决议》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1、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中指出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并强调必须加以纠正，成为后来古田会议召开的重要动因。

红四军从创建到召开古田会议有二年多的时间，这支革命武装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军队，党内和军内一直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于党的领导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等问题上，一直有着不同的意见和原则性的争论。这些问题的存在，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对革命事业的发展极为不利。毛泽东力图纠正这种不正确的思想倾向，但当时党内的状况并未具备条件去解决这些问题。

在回信中，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科学分析了这些问题产生的主客观原因，明确指出，这些问题是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问题，“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的危险”，必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并把争论的主要问题归纳为14条：“（一）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二）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三）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四）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五）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六）地方武装问题，（七）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八）对时局的估量，（九）湘南之失败，（十）科学化、规律化问题（十一）四军军事技术问题，（十二）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十三）分权主义与集权，（十四）其他腐败思想。”毛泽东强调：“不明四军斗争的历史，便不明白现在争论问题的来源，不明白它的来源，便不明白自有四军到现在两个思想系统的斗争的全部问题的性质”。

能不能克服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是党的建设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是关系到党能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并取得胜利的关键问题。毛泽东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来源、表现和纠正方法的精辟论述，在当时对于人们深刻地认识党内斗争的根源和正确地去开展这场斗争，有效地纠正错误倾向起了重要的作用，成为后来古田会议召开的重要动因。

《古田会议决议》开宗明义：“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⑶决议根据大会前所掌握的情况，列举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着的单纯军事观点等八种错误倾向，一一进行分析和论证，并提出了具体解决的办法。在逐一阐述克服各种错误思想方法的过程中，毛泽东作出了一系列理论上的新创见和实际斗争中的新贡献。

2、“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毛泽东首先提来的，是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渐形成的，而第一次以文字形式提出了“绝对的党的领导”思想是在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中，古田会议以决议的形式全面确立了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原则和组织体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党对军队的领导体制。

古田会议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一系列基本原则，铸就了中国新型人民军队永恒不变的军魂——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首先提出“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是毛泽东。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思想，是毛泽东受南昌起义的经验、“三湾改编”的实践、井冈山斗争的总结、东固根据地的启发，而逐渐形成的。在《给林彪的信》中，却是毛泽东第一次以文字形式提出了“绝对的党的领导”思想，“至于二、四团，四军的同志见了他们直是惭愧万分，他们是指导员支配军官的，前五册上军官的名字列在指导员的后面，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这也可以说是帮助四军党的领导加强的原因。”^⑶

在回信中，毛泽东指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并把它放在红四军14个主要争论问题的首位，用全信三分之一的篇幅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论述，同时还特别强调“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斗争是四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是涉及其他各个方面争论的总纲。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红四军没有能够建立起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因：第一，“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第二，“四军的大部分是从失败环境之下拖出来的，结集又是失败之前的党的组织，既是非常薄弱”，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第三，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认为所谓“党代替了群众的组织”、“四军党内有家长制”。毛泽东还指出，红四军中向来有些同志偏于军事观点，同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意见不合，必须加以纠正。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重视对这个问题，是因为：第一，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党能不能建设起一支真正无产阶级的新型的军队的问题。“凡有障碍腐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这是同志们今后奋斗的目标。”只有彻底铲除各种错误思想倾向，使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树立起来，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才能完全的确立起来。

第二、“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斗争是红四军党内各种斗争的一条主线，是各种矛盾斗争的焦点，其他种种问题都是由它派生出来的分支。曾经成为红四军内部争论焦点的要不要军委的问题，表面看来是个组织形式问题、分权与集权问题的争论，实质上是要不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问题的争论。其它如小团体主义、本位主义、极端民主化、争个人自由、反对“家长制”和“个人揽权”、“书记专政”等等，从根本上说都是否定或削弱党的绝对领导的，是“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争雄的具体表现”。所以，抓住了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就等于抓住了纲。

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对坚持党对军队的思想、原则、制度、内容、措施等，作了深刻的阐述和科学的规定，从而全面确立了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原则和组织体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党对军队的领导体制。

3、《古田会议决议》关于“流寇思想”的表述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中论述的“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和“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理论的升华。

在《古田会议决议》中，专门有一个问题谈“流寇思想”的表现以及纠正的方法。红军中的“流寇思想”是怎么来的？“流寇思想”对于革命军队有哪些危害？纠正“流寇思想”对于红军建设有什么意义？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在信中都作了精辟的分析。

在信中，毛泽东指出了红四军中“流寇思想”的严重性、产生根源以及斗争的艰巨性：“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利害的，它的产生是由于四军中的游民成分。党与这种思想曾作过许多的奋斗，但它的尾巴至今还存在，从前代表这种思想的人，至今还不能说是已抛弃这种思想”，“红军的游民成分产生了流寇思想，同时影响到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同时，毛泽东又提出：“流寇思想”始终是同创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流寇思想影响到政治方面的最显明的表现，就是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的不同的见解。”所以“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的斗争，实际上就是要不要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问题的斗争，放大一些，甚至可以说是中国革命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的斗争。

然而，在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问题上，红四军中的大多数人的认识并不一致。这主要是有些同志对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重大意义缺乏认识，并不真正明白红军的性质和任务，所以不愿意进行创建根据地的艰苦斗争，而热衷于“走州过府”、“流动游击”、“攻打大城市”，扩大军事影响，认为建立和巩固政权完全是地方的事，军队不管。对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不同见解反映得最突出的事件就是出兵冒进湘南，造成边界斗争的八月失败。

到古田会议前，毛泽东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红军中游民无产阶级占大多数”和“全国特别是南方各省游民大众之存在”，是产生“红军中的流寇主义的政治思想和行动主张”^⑷的近因和远因。同时，他还敏锐地意识到，“流寇思想”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对于党的正确路线之执行，加了极大的妨碍，若不彻底纠正，中国广大革命斗争加于四军的任务，是决然担负不起来的”。^⑸

正是基于这些认识和斗争的经验，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分析了红军内部存在的军阀作风、流寇主义等错误思想，指出“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一个重要目标”^⑹，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流寇思想”是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纠正“流寇思想”是部队的重要任务之一。这就抓住了建设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一个关键问题。为了尽快肃清红军中存在的“流寇思想”，毛泽东结合红军队伍实际情况，提出了四点纠正方法：（一）加紧教育，批评不正确思想，肃清流寇主义。（二）对现有红军基本队伍和新来的俘虏兵，加紧反流氓意识的教育。（三）争取有斗争经验的工农积极分子加入红军队伍，改变红军的成分。（四）从斗争的工农群众中创造出新的红军部队。古田会议对“流寇思想”的纠正，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使红军真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军队。

4、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对党的组织领导原则问题作了一些重要的理论上的论述，其中最主要的是党内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极端民主化的问题,为古田会议制定党的民主中制原则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四军党的集体的讨论，从支部到前委历来是如此的，各级党部会议，特别是前委纵委两级会议，不论是常委会、全体会，应到委员之外，差不多每次到的有非委员的负责同志参加”。当时，红四军党内关于民主集中制的争论主要是围绕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如何实施民主集中制展开的。一些过分注重民主、反对集中的人认为，下级服从上级是实行“家长制”，把党对群众组织的领导说成“党包办群众组织”，把党代表的最后决定权说成是“书记专政”。事实证明，这种极端民主化倾向不但不能解决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反而会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

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指出了极端民主化的严重危害，强调要“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并对民主生活作了种种规定，从而保证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

综上所述，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具有深刻的意义，从总体上讲，回顾了红四军党内分歧的由来与原因，总结了一年多来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实行集中指导下民主等原则的经验，系统阐述了实行党的绝对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必要性，为中央全面了解和正确解决红四军前委争论提供了重要根据，为毛泽东后来充分施展才华创造了必要条件，从而间接促成了古田会议的召开；为《古田会议决议》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素材，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所以说，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在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是关于建军建党问题的重要文献，是研究《古田会议决议》及其形成过程的不可缺少的文献。

注释：

⑴逢先知：《深入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教材——〈毛泽东文集〉的意义》，《人民日报》2001年2月1日。

⑵张国琦：《毛泽东和朱德在一九二九年》，《东方纪事》1989年第3期。

⑶《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这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78页

⑷⑸⑹《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这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5册，中共中央学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809页、800页、8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