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西为红四军入闽奠定的坚实基础

傅柒生

一

闽西，福建省西部地区的简称，亦即指代清末行政区划的汀州府属和龙岩州属的区域，北接赣南，南邻粤东。1997年5月1日，龙岩地区撤地设市，今日的龙岩市，包括新罗区(原县级龙岩市)、漳平市、上杭县、永定县、武平县、长汀县、连城县等五县一市一区，人口286万。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闽西泛指的范围更广，包括龙岩、漳平、宁洋(1957年撤消，分属龙岩、漳平、永安)、永定、上杭、长汀、连城、武平、归化(今明溪)、宁化、清流、平和等12个县，面积3.2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总面积的23%，人口250万，其中80%以上是农民。(《中共闽西特委工作报告》，1930年7月9日)

闽西是客家人和河洛人的重要聚居地，闽西有五个县（长汀、上杭、武平、永定、连城）是纯客家县，新罗区、漳平市为闽南语系的河洛人集中地。客家是中华民族的一支重要民系，闽粤赣三省边界地区正是客家人的大本营。客家人勤劳勇敢、艰苦奋斗、俭朴持家、爱国爱民，秉赋着中华民族所共有的民族精神、优良品质。从历史的考察来看，客家人优秀的民系精神突出地体现在它的开拓精神和革命精神，换言之，客家精神的精髓是革命的精神。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了改变中国命运的三大运动——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土地革命。而这三大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决策者都是客家人，例如洪秀全、孙中山、廖仲恺、毛泽东、朱德、叶挺等，客家人成为影响着中国革命历程的风云人物。正是客家人所秉承的革命精神，使得闽西广大人民能够更积极地投身革命，对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在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西的党组织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了革命根据，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革命——土地革命。闽西有10万余人参加红军，有2万余人参加长征。被誉为“苏区第一模范乡”的上杭才溪，毛泽东的《才溪乡调查》一文中记载：“上才溪全部青年成年男子554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485人，占88%；下才溪全部青年男子756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526人，占70%。”据统计，1929年至1933年，才溪共有3000多青壮年参加红军，其中父子当红军的9户，兄弟当红军的231户，夫妻当红军的9户，而且创造了整排整连模范队以及整个支部加入红军的光荣历史。闽西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有2.36万，占全省烈士总数的一半，共有长期坚持斗争的革命基点村610个。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国革命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在中国革命的光辉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曾孕育、产生了井冈山精神、古田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等众多富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精神。其中成为中国革命精神之源的井冈山精神以及成为建党建军光辉旗帜的古田精神都是在中央苏区形成和发展的，也都是在客家地区形成和发展的。这些精神都是中国革命的优秀传统和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尤其成为中央苏区光荣传统的精华。因为有了井冈山精神和古田精神，使得中央苏区光荣传统更为突显，使其内涵更加丰富深刻。苏区光荣传统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为彻底解放劳苦大众，实现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前仆后继，一往无前，努力创造第一等工作的开拓精神；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讲究民主与法制，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民主传统。（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第376-377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这些光荣传统以及井冈山精神和古田精神又与客家精神有许多共性的地方，特别是在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坚定信念、敢于胜利等方面是一脉相承的。客家精神，“它源于客家祖先遗传的特质；它源于中原古文化的熏陶；它源于关山跋涉、转徙万里、淘弱留强的选择；它源于空山僻野艰苦环境的锻炼；它源于客属先辈推动历史前进的智慧结晶。”（李学礼：《客家精神探索》，《闽西客家志》第375页，海潮摄影出版社1998年）在土地革命斗争中，客家精神通过参加革命的客家人流露体现在中国革命的斗争过程之中，反过来又受到时代潮流的渗透与影响，使得客家精神显现出其时代特性，与中国革命精神互相影响，互相融合，升华成为具有典型革命意义的积极向上的新的精神境界。换言之，客家精神为井冈山精神和古田精神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井冈山精神和古田精神继承和发展了客家精神，为客家精神注入了新鲜血液和活力，使之跃上新的历史台阶。

二

闽西地处武夷山南麓，玳瑁山横亘其间，山脉纵横，地势险峻，交通不便，有道是“上山入云巅，下岭到溪涧。对村喊得应，相通走半天”。群山屏蔽中的相对独立的闽西因具备了十分险要和复杂的地理形势，具有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意义和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有利条件。

但是，封建的土地占有制度长期阻碍着闽西生产力的发展。土地革命前，闽西土地的状况，据龙岩、永定、上杭、连城、长汀、武平六县调查，田地平均85%在地主阶级手中，农民所有土地平均不过15%。少地甚至无地的农民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向地主租佃土地耕种而忍受沉重的地租剥削，“田租各县最低60%，长汀70%，连城南乡高至80%”(《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1929年7月)。高利贷行为也风靡闽西，“利息龙岩每月2分为最低，连城、武平、长汀均3分，上杭、永定均2.5分，最高利息各县有12分的”(《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土地问题决议案》，1929年7月)。此外，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给闽西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反动军阀横征暴敛，欲壑难填，农民百姓要无穷无尽地服劳役和纳捐税，而且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可谓“无人不捐，无物不税”。军阀曹万顺统治上杭时，竟然向人民预征了20多年的钱粮。

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凭借其强枪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大量洋货入侵，渗透到“万山重复”的闽西山区。由于帝国主义对闽西的商品倾销以及对闽西原料的大肆掠夺，致使闽西全区“手工业濒于破产，洋布战胜土布，洋纸打倒土纸，洋烟排挤条丝烟。”（《闽西特委工作报告》，1930年7月8日）由于洋货入侵，使闽西原先由江西进货渠道改由厦门、汕头沿海一带进入洋货，出现了恶性循环，数以万计的挑运工人随之失业，沿途的商店、客店也同样歇业倒闭，这些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了求生计，不得不铤而走险，上山为匪，据估计，当时闽西的流氓无产者占到全区总人口的25%左右。

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地主反动武装势力统治下的闽西黑暗重重，不见天日，连年军阀混战，满目疮痍；社会经济衰弱，失业人数倍增；政治腐败，盗匪丛生；各业凋敝，万家断炊；民不了生，苦不堪言。

英勇的闽西人民为了生存，为了自由，为了和平，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抗争，包括一次又一次的武装反抗，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但是历史一次一次地明证，没有先进的思想作指导和无产阶级的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难以取得彻底胜利，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参加和有力领导下，革命斗争才能取得成功，人民才能翻身解放。

1919年5月4日，从北京传来的“五四”运动的呼声，像一声春雷巨响，打破了闽西思想界的宁静，闽西的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就像在漫长的黑夜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正如邓子恢所言：“看了《共产党宣言》，感到对症下药，解决问题。中国只有走这条路才行，这就放弃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确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李觉民亦称：“后来看了马克思主义的书和社会主义讨论集等书，我就下了决心相信列宁主义了，并知道从前信的无政府主义是没手段没办法的了。”

1921年春，闽西的进步知识分子邓子恢、章独奇、林仙亭、陈明、张觉觉、曹菊如等人在龙岩白土组织奇山书社，吸收进步师生为社员，人数多达200余人。书社购买了许多进步书刊，积极开展读书活动，并油印了《同声》刊物。1923年9月1日，邓子恢、陈明等人在奇山书社油印物《同声》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岩声》月刊，这是闽西乃至福建全省传播马列主义时间最长、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革命刊物之一，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海外华侨中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为闽西革命斗争作了思想和舆论的准备。

一石激起千层浪。《岩声》一发，闽西各地的各种进步刊物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如有1925年上杭进步知识青年罗大准、郭尚屏等人创办的油印刊物《幻灯》；1926年在广州求学的长汀青年谢秉琼、胡轶寰等人创办的《汀雷》以及永定进步青年卢肇西、陈正、曾牧春编辑的《钟声》；龙岩的陈国华、张旭高等人创办的《到民间去》、《新龙岩季刊》；长汀的谢鸣珂主编的《曙汀》；长汀的黄亚光等人创办的《长汀月刊》；连城的李修森、罗玉章编辑的《莲钟月刊》；龙岩适中出版的《改进》；上杭庐丰出版的《突击》；上杭出版的《虹痕》、《奋斗》、《上杭评论》；永定出版的《赤花》、《雷鸣》等等，这些革命刊物在广泛传播马列主义，宣传革命思想，启迪人民群众觉悟；揭露旧社会的黑暗腐败，宣传报道人民对军阀、官僚、土豪、劣绅作无情斗争的情况，激发人民群众的斗志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以后闽西建立党组织准备了干部力量，为革命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先进的思想为先进的组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思想在闽西的传播促进了闽西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使党的事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萌芽。

闽西最早的共产党员就是在先进的知识青年中发展起来的，这些进步青年在外地求学或从事社会工作，特别是在厦门集美学校等思想活跃的地方学习，接受新文化、新思潮的洗礼，或者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培养提高，使得闽西走出去的进步青年较早接受了马列主义，树立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先锋战士，如赖秋实、赖玉珊、项与年、谢秉琼、郭滴人、陈庆隆、李联星、朱积垒、阮山、林心尧、卢肇西、邓子恢、张鼎丞等等。

随着闽西进步青年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越来越广泛，在闽西建立共产党的组织渐渐成为化为现实的历史必然。

1926年夏，阮山和林心尧受厦门党组织的委派回到家乡永定开展秘密活动，并在永定上湖雷羊头村“万源楼”成立了闽西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中共永定支部(后称上湖支部)，阮山任支部书记，成员有林心尧、赖秋实、赖玉珊、熊一鸥等。1926年11月至1927年10月，永定已成立了中共上湖、金丰、溪南、太平等支部。1927年10月25日，正式成立中共永定县委，罗秋天为书记。

1926年12月，成立了中共上杭支部，1928年3月，正式成立中共上杭县委，郭柏屏任书记，邓子恢任宣传部长，蓝鸿翔任组织委员。

之后，中共平和支部(1926年12月成立，次年9月，成立临时县委，朱积垒任书记)、中共龙岩县总支委员会(1927年1月成立，11月，成立临时县委，罗怀盛任书记)、中共长汀特别支部(1927年9月成立，次年6月，成立临时县委，段奋夫任书记)、中共武平特别支部(1927年10月成立，次年12月，成立临时县委，书记练文澜)、中共良坑支部(1927年冬成立，1928年6月，成立中共连城临时县委，书记官近玖)、漳平永福龙车党支部(1928年7月成立，书记游祖辉)等闽西各地党组织先后建立起来。

随着各地党组织的建立，闽西的革命斗争形势呈迅速发展的良好态势。1928年7月15日，在永定金砂古木督成立了中共闽西临时特委。中共闽西临时特委的成立，标志着闽西各县的党组织有了自己的领导核心。

闽西革命形势的快速发展还得益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良好氛围，并与南昌起义的影响休戚相关。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军东路军进攻福建，先后克复永定、龙岩、上杭、长汀等地，顺利收复闽西。12月，北伐军收复福建全省，推翻了北洋军阀对福建长达13年的统治。1927年1月，北伐军东路军政治部将长杭武永政治监察署扩大为汀属八县政治监察署，统辖汀州所属的长汀、上杭、武平、永定、连城、宁化、清流、归化等8个县。由谢秉琼任监察员，林心尧任秘书，革命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手里，引导着闽西国民革命运动的健康快速发展。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领导了震撼中外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9月，周恩来、朱德等人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途经闽西长汀、上杭、永定、平和、武平，历时1个多月，播撒下了革命的火种，影响广泛，意义重大。起义军在闽西沿途有力地镇压了反革命势力，大大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他们还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唤醒了民众革命意识，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有效推动着沿途各地的农民武装暴动和土地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南昌起义部队离开闽西后，闽西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罗明、邓子恢、张鼎丞、卢肇西、朱积垒、傅柏翠等人在南昌起义的鼓舞之下，分头到各地精密部署，发动群众，组织武装，积极做好武装暴动的各项准备工作，迎接闽西暴动的枪声响起。

三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

中共闽南特委根据中央八七指示精神，对形势作了分析，并努力领导开展各地的农民运动。闽南特委派陈祖康前往上杭、龙岩等地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正在上杭指导工作的罗明收到陈祖康转来的八七会议文件及中央南方局的有关指示精神后，立即与闽西各县党组织负责人碰了头，加紧工作部署。

星星之火，已经燎原。闽西各县党组织贯彻执行八七会议精神，点燃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熊熊烈火，从1927年冬至1928年春，闽西各地农民武装斗争此起彼伏，为日后创建闽西苏维埃政权，开展工农武装割据斗争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也正是在此基础之上，闽西四大暴动爆发，形成了闽西土地革命斗争的第一次高潮。

1928年3月4日，郭滴人、邓子恢、罗怀盛等人领导了“闽西土地革命之先声”的龙岩后田暴动。打死土劣陈北端，把地主豪绅的田契、借约统统交出来当众焚毁，土地由农民分配，农会还趁机进一步收缴地主武装，计缴获步枪4支、鸟枪10支、刀器30多把。至8日，因农民武装装备不良，寡不敌众，被迫撤退，开展游击战争。轰轰烈烈的后田暴动暂告失败。但在后田暴动的影响带动下，3月8日朱积垒领导的平和暴动、6月25日傅柏翠等人领导的上杭蛟洋暴动、6月29日张鼎丞等人领导的永定暴动先后爆发了。

闽西一系列的农民武装暴动虽然都因斗争经验不足和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了，但是，闽西四大暴动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在南昌起义军入闽的直接影响下爆发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的100余次工农武装起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闽西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伟大壮举，是闽西土地革命斗争的有益尝试。

1928年7月15日，在永定金砂古木督崇德楼，成立了中共闽西临时特委，以郭慕亮(即郭柏屏，后叛变)为书记，张鼎丞、邓子恢等9人为执委，张鼎丞任组织部长、邓子恢任宣传部长。同时，会议还宣布成立了闽西暴动委员会，总指挥王海萍，张鼎丞、邓子恢、傅柏翠三人为副总指挥，并把龙岩、永定、上杭的暴动武装整编为闽西红七军第十九师，下辖3个团。在此之前的永定暴动失败后的7月4日，永定县委从参加暴动的队伍——主要是从特务营中挑选出200多名骨干分子，在金谷寺宣布成立了红军营，由张鼎丞任营长，邓子恢为党代表，营下设了3个连。这是闽西最早建立的一支红军部队。

随着工农运动的蓬勃兴起，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工农武装迅速发展，党员队伍也不断发展壮大，据红四军入闽前的1929年3月8日统计，闽西已成立了1个特委、5个县委、1个特支、8个区委、72个支部，党员755人，占全省总数的56%。闽西土地革命斗争如火如荼。

闽西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党组织的形成与发展，武装力量的积聚和壮大，革命群众的觉悟和支持，以及闽西较好的经济基础和自然条件，为红四军的入闽以及入闽后的胜利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强大的保障。

1929年1月14日，为了打破敌人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共3600多人开始下井冈山，向赣南进军，在外线作战，“围魏救赵”解井冈山之围，走上了处境艰难的坎坷之路，“每日平均急行九十里以上，沿途经过山岭皆冰雪不化困苦加甚”。(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遇到了毛泽东所承认的“自有红军以来最大的困难”。

1929年2月9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在瑞金大柏地，诱敌深入，鏖战二天，全歼追敌刘士毅部800多人，缴枪800余支，取得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以来的第一次大捷，打破了红四军成立以来的窘境，扭转了红四军一直愁眉不展的被动局面。

2月17日，红四军进抵东固地区。红四军在东固休整了整整一个星期，毛泽东还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

在东固，红四军得知井冈山失守的消息，井冈山是回不去的，那么，红四军向哪里发展？广东当然是他们的首先之目标，可是，广东的国民党力量是比较强大的，南昌起义武装在广东就曾遭到大的失利。到福建去？闽西与赣南相邻，可闽西到底能不能去，毛泽东、朱德都心里没有谱，也不敢轻易下决定。

正在此时，中共福建省委指示长汀、上杭、武平三县县委设法同红四军联系，向红四军报告当地的情况，认为“红军转战千里，旦夕不休，尤其是这两个月来长期的奔走，一定是很疲惫，并以子弹缺乏，目前开回湘赣或开往广东很有困难，客观上的环境，红军暂时开到闽西长汀、武平、上杭一带来作一短时间的休息，是有可能的，因为汀杭与赣粤相距较远，同时福建的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红军如果开到福建，则在上杭、武平、长汀一带暂时发动农民起来，实行土地革命，肃清反动派，并用很敏捷的手段，缴地主豪绅及郭凤鸣一部分武装，在闽西作一短期间的休息，然后沿闽赣边境开往闽北，转入江西，因为闽北的统治力量比闽南更为薄弱也。”（《中共福建省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2月24日）

于是，毛泽东、朱德等人决定率红四军向闽西进军。3月11日，红四军从瑞金壬田出发，首次进入闽西，到达长汀县境内的四都楼子坝。13日，红四军在四都讨论红军进军闽西后的行动方向。这时，中共长汀临时县委负责人段奋夫赶到红四军军部，汇报了长汀的情况。毛泽东和朱德等人根据段奋夫的情况汇报后，决定消灭郭凤鸣，夺取长汀城。

3月14日凌晨，红四军兵分三路向长岭寨发起进攻。第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捷足先登，抢占了长岭寨主峰和制高点，消灭郭凤鸣部二千多人，打死旅长郭凤鸣。红四军乘胜解放了长汀城，帮助地方党组织选举产生了长汀县革命委员会。长汀县革命委员会是闽西有史以来第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县级红色政权，它像报春的寒梅，报送闽西大地工农解放的喜讯。

红四军进长汀城后，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斗争，筹措军饷5万多元。大大改善了红四军的经济困难，红四军还在长汀统一了红军军装，军容焕然一新。而红四军的到来，使得长汀这个美丽富饶的山城更加生机勃勃，赢得了“红色小上海”的美誉。

在长汀，为了更加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适应“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红四军把原来的团的建制改为纵队建制，全军设3个纵队。

3月20日，毛泽东在长汀“辛耕别墅”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福建、江西、浙江三省的政治、军事、经济状况和革命形势，研究了红军的行动问题，提出了“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的战略方针，并强调不管将来的计划如何变化发展，“唯闽西赣南一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红四军前委致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1929年3月20日）回顾这一段历史，可以发现，毛泽东已经在这里为后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构画出了蓝图，这是革命的战略家的伟大预见性，它在中国革命史上的意义是重大的。

在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还宣布中共长汀县委成立，段奋夫任县委书记。同时，红四军前委还批准成立了长汀县赤卫队，并拨给赤卫队20支枪。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1929年3月27日，蒋桂战争骤然爆发，全国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毛泽东、朱德敏锐地把握了大好时机，率红四军乘隙于4月1日回师赣南，实施“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计划。

1929年4月底，两湖战场上的蒋桂战争稀稀落落告终，此时粤桂战争之火在南粤大地燃起。毗邻粤东地区的闽西陈国辉等大小军阀为了争夺利益，纷纷卷入这场混战，入粤讨桂，闽西境内防务骤然空虚，真正说得上有实力的只有驻守上杭的郭凤鸣残部卢新铭旅。

中共闽西临时特委书记邓子恢牢牢地把握了了这一历史机遇，适时地向红四军进言献策。5月19日，红四军在瑞金接到了邓子恢所作的《闽西历年斗争与敌我情况》的报告，该报告分析了闽西形势发生的新变化，言及闽西革命的群众基础好，群众斗争热情高昂，急盼红军能尽快再一次到闽西，促进闽西革命运动的高潮到来。

在收到闽西特委来信的当日，毛泽东、朱德、陈毅即在瑞金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重新讨论了红四军的行动计划，提出了3种行动方案。一是主张趁粤桂战争之有利时机，红四军开往粤东东江地区，消灭张贞部，造成东江的割据局面，以此影响扩大到广东全省。二是主张趁张贞开到广东未归之机，袭击张贞老窠，攻占漳州。三是主张在闽西分兵游击，努力在闽西建立一个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进可攻，退可守，不论政局如何变化，红四军均可应付自如。最后，会议采取第三种方案，开赴闽西，分兵游击，发动群众，建立基地。

会后，分散活动了45天的红四军主力各部重新返回到瑞金集结，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从瑞金启程，第二次挺进闽西。

5月23日、6月3日和6月19日，红四军三次攻打下闽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龙岩城，消灭了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陈国辉部2000多人，赶跑了陈国辉。红四军还先后解放了永定、上杭白砂镇以及广大农村。三占龙岩城的胜利，支持并推动了闽西各地的农民暴动，革命烈火熊熊燃烧。

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到1929年7月，以上杭古田，龙岩大池、小池等地为中心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龙岩、永定、上杭、长汀、连城、武平等县相继建立了各级红色政权，党的组织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6县范围之内，中共党员在短短几个月内增加了3倍，发展到3000余人，占当时福建全省党员总数3700人的五分之四以上。闽西约有80万群众分配到了土地。到1929年11月底，闽西已建立了4个县、50多个区、400多个乡苏维埃政权，工农武装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到1929年9月，已发展到5000多枪支。红色区域扩大到龙岩、永定、上杭、长汀、武平、连城等6县之间，纵横300多里，呈现“战地黄花分外香”，“寥廓江天万里霜”的大好景象。

历史证明，闽西良好的党的基础、群众基础和武装基础以及相对较好的经济基础等等都为红四军进入闽西提供了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极好的条件，而红四军入闽则大大促进了闽西革命形势的快速发展，促进了闽西党的基础、群众基础和武装基础更好地完善和坚固，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并为中央苏区的建立和巩固奠定了坚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