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长汀的战斗生活

傅柒生

1929年3月，红四军第一次入闽后，成立了闽西历史上的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长汀县革命委员会，它象报春的寒梅，昭示着闽西革命根据地明媚春天的到来。长汀人民在红四军的帮助下，在努力巩固根据地政权的同时，大力发展苏区经济，呈现出一派农工兴旺、经济喜人、市场繁荣的大好景象，加之汀江航运历来发达，地处闽粤赣三省要冲的长汀的陆路交通亦甚为便利，因此30年代的长汀城铺肆林立、商贾云集、车水马龙，仿佛可以与东方大都市上海相比拟，故而被誉为“红色小上海”，1931年10月，长汀县改设为汀州市。

1931年，中央交通局为了便于大都市上海与红都瑞金的联系往来，开辟了一条秘密红色交通线，绵延数千里，辗转经由香港、广东汕头、大埔、福建永定、上杭、长汀，1931年底，周恩来就是由这条秘密交通线来到中央苏区的，邓小平、张闻天、李德、瞿秋白、邓颖超、项英、任弼时、何叔衡、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杨尚昆、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等200多位共产党重要人物也是经此到达中央苏区的。

1932年冬，刘少奇踏上了秘密交通线，几经坎坷，几度历险，艰难地进入到中央苏区，就任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人运动。已习惯于在白区地下工作高度紧张的氛围的刘少奇一踏上中央苏区的土地，便明显感觉到苏区天空是如此的明朗，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享受着盎然的春意，刘少奇一身轻松自如，旋即以更加昂扬的斗志积极投身于苏区建设热潮。

长汀与瑞金毗邻，是著名的中央区域的核心之一，刘少奇经常往来于瑞金与长汀之间，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当时，在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苏区经济建设蓬勃发展，在汀州先后创办了红军被服厂、斗笠厂、兵工厂、中央印刷厂、中华织布厂、汀州弹棉厂、造船厂等众多国家工厂，据不完全统计，到1934年2月，中央苏区规模较大的国家工厂共有32个，产业工人2000余人，各种生产合作社176个，社员32761人。刘少奇在作了长期的深入的调查研究基础上，一方面对苏区经济建设取得的成绩作了充分的肯定，另一方面，对国家工厂存在的许多问题进行了客观的剖析，特别是对“许多不可以忍耐的状况”进行了纠正，根据实际调查材料撰写论文，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以及《苏区工人》等报刊发表了《论国家工厂的管理》、《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等著作，对国家工厂的经营管理进行了重新的定位和有益的指导，如，刘少奇在《论国家工厂的管理》一文中指出：

“必须把工厂中的完全个人负责制建立起来。厂长对于全厂的生产与行政负有绝对的责任……他有权力来决定和支配全厂的一切问题，在不违犯‘劳动法’的范围内，关于工资、工作时间、生产数量以及调动、处分和开除工人、职工等，厂长是有完全的权力决定与执行。”

在厂长负责制的基础上，“各科的科长与各生产部门的主任也必须清楚规定他们的责任与权力……对于该部门的工作分配，生产计划，生产品的检查，工人的请假、调动等，在取得厂长同意之后，完全有权力支配。”

“建立真正的工厂制度，执行劳动纪律，科学的去计划生产，组织生产。吸收工人参加核算，算得愈清楚就愈有把握，愈不吃亏。”

“工资以月为单位来计算是不好的，应改为以日以小时为单位来计算。”应该根据工作实绩来进行公正的奖惩，奖掖先进，批评后进，扶植热情。

……

很显然，刘少奇首先提出的厂长负责制的思想与当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是有着极为相似之处的，可以说，前者已为后者奠定了雏形，历史往往就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刘少奇的极富穿透力的前瞻思想由此可见一斑。

有了健全的规章制度，从1933年起，刘少奇就着手领导工会有的放矢地开展大规模的劳动竞赛，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劳动热潮，涌现出许多敢斗天地的动人景象，如，长汀红军斗笠厂工人争先恐后，挑灯夜战，月生产斗笠1万多顶；红军被服厂不甘落后，大大提高劳动效率，1934年4、5月的产量分别超过原定计划的24%和30%，同时，该厂发动每人每天义务劳动1个半小时，开展增产节支运动，每套军服节约布料8寸，每月节省下来的布料可多做360套军服。毛泽东对刘少奇倡导的这种劳动竞赛非常满意，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提高劳动热忱，发展生产竞赛，奖励生产战线上的成绩昭著者是提高生产的重要方法。”

长汀具有较坚实的工会工作基础，早在1927年，长汀就建立了秘密的工会组织，1929年3月，长汀县总工会成立，至1930年7月，“已成立了8个基层工会，约有会员1740多人。”1932年3月，福建省职工联合会成立，下辖7个县（市）职工联合会和7个产业工会，会员达20970人，张思垣、王德铭、巫子元等先后担任过委员长，会址设在汀州市水东街张家祠，是年底，刘少奇到达中央苏区后就较长时间居住于张家祠，以便于随时听取福建省职工联合会的工作汇报，并直接指导汀州市的工人运动。

汀州市的工人运动在刘少奇的关心与指导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工会组织工人组成生产突击队，开展生产竞赛；组织汀州市木船工会和苦力工会的工人到上杭、粤东一带秘密采购食盐、药品以及军需物资支往红军前线，打破了国民党对苏区实行的经济封锁；积极发动了300多个青壮年工人组成一个团的工人赤卫队，配备了30多支枪，进行站岗放哨，维护社会治安，还动员大批青年工人参军，支援革命斗争；组织开展拥军优属活动，规定每星期六为拥军优属日，工人自动去帮助红军家属挑水、扫地、洗衣服、劈柴等等。

刘少奇还特别注意利用工会等组织来培养妇女干部，并让她们在斗争实践中加以锻炼。刘少奇一到长汀，就向福建省职工联合会委员长王德铭询问：

“汀州各地工会组织有没有妇女干部。”

“有，几乎每一级的工会都配了妇女干部。”

刘少奇听后非常高兴地说：“好，你们做得对！我们工会组织应该成为培养妇女干部的群众性组织，要鼓励妇女积极参加工会的工作，使妇女职工运动发展得更快更健康。”

有一次，刘少奇到中华织布厂调查研究。中华织布厂于1930年在长汀成立，开始生产民用布匹，后转为生产军需用品，该厂后搬迁至瑞金沙洲坝，职工300多人，有织布机100多台。当刘少奇看到这个大型国家工厂有百分之八十都是女职工，说关切地问：“这么大的厂，这么多的女工，工会有没有女干部？”

“有。”工会干部一边回答，一边引着刘少奇来到正在操作机器的一个女档车工的身旁，介绍说，“她叫谢琼英，是一个生产能手，大家选她当工会干部，工作很出色，关心职工疾苦，动员妇女加入工会，因而甚得职工拥护。”

“噢，小谢年纪小小的，没想到这么会做工作，好好干。”刘少奇握住谢琼英的手，轻轻拍了拍，赞许地说。

谢琼英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含笑不语。后来，刘少奇回到瑞金，亲自把汀州市基层工会干部谢琼英、胡灵英选调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

1934年4月，苏区中央局任命刘少奇接替曾洪易任福建省委书记。其时，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加之中国共产党内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正在渐渐失去往日的辉煌，日陷困顿，作为中央苏区重要组成部分的福建苏区也处于极端艰难时期，在反动派强枪利炮的疯狂进攻下，龙岩、永定、上杭等红色区域相继失守，汀州古城频频告急。

一切服从革命战争，一切给予革命战争！

刘少奇临危受命，毫不犹豫地领导福建苏区各县军民投身于抗击国民党进攻的战场硝烟中，另一方面努力扩大生产支援前线斗争。

从1933年2月开始，王明路线执行者发动了所谓“罗明路线”斗争。罗明是闽西党组织和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时任中共闽粤赣省委（福建省委前身）代理书记，被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执行者视作为“机会主义”的代表。

刘少奇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革命不能右更不能“左”的正确结论，坚持同党内“左”倾路线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成为在2、30年代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但他因此而受到了无数次的责难和打击，还被解除了中央职工部部长之职。但刘少奇并没有妥协投降，接任福建省委书记后，一如既往地强烈抵制党内“左”倾错误，毫不犹豫地对反“罗明路线”斗争给予有力的还击和斗争，他对因支持罗明而被撤销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张鼎丞说：“现在党内‘左’倾错误真是太疯狂了，我们要坚决顶住。我们要注意加强地方的建设，加紧提运粮食到四都山区，树立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的思想。”

1934年9月，刘少奇指挥福建省委、省苏等单位分别搬迁到汀州城郊的东街和大埔，并亲自主持省级机关干部会议，作了客观的形势分析报告，部署了工作，特别是应对革命失利后继续开展革命活动的任务：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准备开展地下斗争；加紧把粮食运输到汀瑞边境，备游击战争之需；深入进行肃反工作，纯洁革命队伍。

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中央苏区党和政府向全苏区军民提出了励行节约、支援革命的口号：

“每月节省30万来帮助革命战争！”

“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

“政府工作人员每人每日照规定食米量节省2两！”

虽然当时各级工作人员的粮食定量都很低，但同志们都能主动积级地响应政府号召，节衣缩食，党和政府的领导们以身作则，带头垂范，闽西苏区就盛传着这样一首颂扬这些优秀苏区干部勤政廉政的民歌：

“苏区干部好作风，

  自带饭包去办公。

  日着草鞋闹革命，

  夜挑灯笼访贫农。”

福建省委机关在刘少奇的倡议下，把大锅饭改为“包包饭”，就是各人都用一个席草纺织的“饭箪”蒸饭，吃多少由自己决定，每一个“饭箪”都挂着一个写上各自名字的小竹牌，吃饭时，按牌取“包包饭”。有一天中午，有人发现平时都是与大家一起在食堂吃饭的省委书记刘少奇没来，一问炊事员，才知道刘少奇不是去出差，也不是忘了时间，而是为了多节省粮食，把一天三餐减为一天二餐，中午就饿着肚子干工作，许多同志得知这一消息，又是感动又是钦佩。

在刘少奇的领导之下，福建省委工作大有起色，为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作了最后的较为充实的准备。如1934年9月《红色中华》第231、237期报道：

福建在秋收借谷60万担的战斗任务下，超过了6万5千担谷子的最低限度的数目字，根据8月底的检查，全省各县共超过了1万多担。

长汀26日止送到补充团的新战士已达1292名，直接送X军团的有67名，差原定计划不过41名了，并说明天还有百余名可送补充团，那就超过了原定计划。

1934年10月，刘少奇奉命离开福建，与中央主力红军一起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