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毛泽东建党建军原则与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

陈发来  苏剑

一九四三年初，延安。毛泽东指示将《古田会议决议》当作全党全军干部整风的必修课本加以熟读。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的陈毅一次与薄一波交谈中，追忆古田会议召开前后的历史时说，他l929年10月带着“中央九月来信”从上海回到红四军后，亲自去请毛泽东同志复职，可毛泽东“明确表示，先要弄清是非，然后再考虑复职，表现出很高的原则性。……共产党人就是要这个样子，是非面前不含糊，原则问题不让步。”（1）这里所指的“原则”，即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革命实践建党建军的原则。

现今，重温那段历史，可以说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是毛泽东坚持建党建军原则的胜利，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等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彼此互相配合，思想统一的结果。会上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奠定了我党我军建设的基础，它是四军党内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斗争的结晶；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以其高出同辈的睿智成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其所表现出来的立党为公的高度原则性，原则问题不让步的精神，不仅对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对于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就此略加探讨，以期各位方家的指正。

在革命实践中学习探索真理

毛泽东是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在立志解民倒悬的探索中，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真理。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胜利领悟到政治工作的巨大作用；在投身中国北伐战争中，毛泽东看到，由于在国民革命军中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机关，使“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精神，充满了军队。……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2）

毛泽东在进攻长沙失败后，果断带领秋收起义部队转入农村继续进行斗争．如何在中国的农村进行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毛泽东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在创建革命军队的历程中，毛泽东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革命实践，致力把革命军队建成有别于任何旧式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在“三湾改编”中，他把党支部建在连上，班有党小组，营团有党委，并成立军的前敌委员会，废止雇佣制，实行军内民主，官兵政治平等，生活同甘共苦；在井冈山时期，他又在部队中建立“士兵委员会”，确立红军的“三大任务”是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加强军纪。从而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保证了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为建立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坚持真理而作艰苦的思想斗争

一、结合革命实践深化建党建军理论

红四军下井冈山后，由于环境复杂艰苦，部队伤亡很大，在补充兵源中四军党内涌进了大量农民与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据古田会议前夕统计，四军党员中“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共占81.2%。”（3）旧式军队人员的旧习气、旧作风被带进党内。因此，诸如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时时有所表现。对毛泽东所倡导的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革命实践建党建军的原则以很大的冲击。面对这些冲击，四军主要领导人展开了争论。1929年4、5、6月间，临时军委书记刘安恭在一次临时军委会议上作出“前委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的决定。显然，这决定是错误的，是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一次公开表露，这样“就以军委的问题为焦点，加剧了红四军党内本已存在的有关当时军队的领导、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等问题的争论。”（4）

在这场争论中，毛泽东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等主张。为此，在1929年6月8日的前委白砂会议上，在陈述了前委、军委分权现象使前委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后，毛泽东愤激地提出：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前委工作。从而使参加会议的代表以绝对多数否定了刘安恭设立正式军委的提案，避免四军进一步受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害。但前委主要领导人就“党怎样领导军队，军队的农村武装斗争怎样进行”等方面，思想仍不尽一致。毛泽东对此很为担心，在会议上指出：党管一切、一切工作归支部、党员的个人自由受限制这三大组织原则在四军绝不能动摇。

会后，为了进一步阐述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在给林彪的回信中，简略地分析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产生的根源及其危害性；对某些人指责四军中存在“家长制”的观点进行了驳斥；从四军的成长历史着手，分析了四军中存在的问题，并将其归结为14个方面。毛泽东着重论述了四军中的“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斗争，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的问题，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的问题；强调必须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恶劣影响，以使军队无产阶级化。

这封信中所述，不仅使四军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根源及其危害性有所了解，而且为古田会议从思想上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好了理论上的准备，信中所述大部分被写进后来的《古田会议决议》就是证明。

虽然否决了设立正式军委的提案，但争论并未停止，并呈蔓延之势，给四军工作带来很大危害。为停止争论，1929年7月，红四军党的“七大”在龙岩召开，会议由前委代理书记陈毅主持。由于指导思想存在失误，一些与会代表批评了毛泽东，并决定处分他。陈毅还对毛泽东进行了严厉的口头批评，批评毛泽东有“个人英雄主义”和“家长制”领导方式；批评毛泽东经常说：“马列主义只规定了世界革命的基本原则，但中国革命的具体做法要我们自己在实际中创造”这样正确的观点是对马列主义的信任不够；批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说法，而强调“是共产党员就有发言权，说错了可以纠正。”⑸会上言辞之激烈可见一斑。面对这样严峻局面，毛泽东发言表示：“大家对他的有些批评意见是很对的，对他有好处的批评他会考虑。”但他又坚持说明：“我们红四军是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这不是家长制。”并特别向大家强调说明：“不管分歧如何，”一定要“加强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应严格地在党的领导下。”（6）坚决表示了要坚持自“三湾改编”以来为革命实践所证明正确的建党建军原则。

由于毛泽东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产生的根源及危害性进行了系统地论述，使得四军广大指战员对其有所了解。而其坚决坚持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革命实践建党建军的原则，在四军党内也有较大的影响，使得四军部分同志在辨清是非后，坚决站在毛泽东正确的一边。如罗荣桓等一批同志就紧紧与毛泽东站在一起。所有这些，都为在古田会议上从思想深处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奠定了思想与组织基础。

二、理论联系实际指导闽西革命

“七大”后，毛泽东暂时离开四军到闽西地方作调查研究并指导闽西地方工作。在地方工作期间，他一方面继续坚持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革命实践建党建军的原则；另一方面以这一原则指导闽西革命，积极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闽西党的消极影响，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结合闽西革命实践创建闽西新的革命武装。

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日，在毛泽东指导下，闽西特委在蛟洋胜利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对闽西的革命进行了总结，通过了由邓子恢起草、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中共闽西“一大”之政治问题决议案》，决议融入了毛泽东所一贯坚持的建党建军原则的精神。为了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确立党的领导地位，决议规定了闽西党的总路线，即要“健全支部生活”；“严密党的组织洗刷原来无组织状态”；“洗刷非无产阶级意识，如地方主义、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等。”为了建设与旧式军队完全不同的闽西革命武装，强调必须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为此决议要求对武装“加强政治训练以加强战斗力”，“在武装组织中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7）

决议虽末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历史根源、危害性及纠正方法进行详细阐述；对如何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结合革命实践进行党与军队的建设也未作详细说明。但可以认为中共闽西“一大”是一次实验，是一次试图消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强化党组织的实验；更是一次试图使革命军队无产阶级化、确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权等建军原则的大胆尝试。这无疑对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起了促进作用。

会后，为深入贯彻中共闽西“一大”所制定的路线和政策，毛泽东又帮助闽西特委制订各项方针，积极消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消极影响，如打破地方主义、小团体主义等；统一了闽西革命武装组织；建立了代表会议制度。在建立闽西新的游击队和赤卫军过程中，加强党对革命武装的领导，发展党组织，从而大大提高了闽西革命武装的战斗力；并且对反革命势力进行无情打击。因此闽西革命根据地迅速发展，到l929年11月初，“闽西岩、杭、永、武、汀、连六县之间，数百里赤色区域。几十万劳苦群众已普遍的建立了苏维埃（已成立县苏四个，区苏五十余个，乡苏四百余个），而且经过了五六个月的长期的光荣战争，虽然目前因为反动势力之进攻城市政权不能保守，然而乡村政权则确有坚固的基础。”（8）从此闽西根据地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闽西革命根据地得以保存、发展和巩固，为红四军提供了可靠的后方基地，事实上也为古田会议在闽西境内的顺利召开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三、弄清是非、坚持建党建军原则

一九二九年七月，红四军前委会议应中央要求决定由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四军情况，朱德代理前委书记。行前，陈毅请毛泽东回前委工作，毛泽东说，我不能回去，你们“七大”那个做法，我不能同意，我不能随随便便就回去。表示了毛泽东坚决要辨清是非，坚持建党建军原则的立场。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日，红四军为打破敌人“会剿”，决定出击闽中，由于主客观原因，出击闽中失败，后回师闽西，攻破上杭城，打破敌人“会剿”。“会剿”虽被打破，但由于“前委只朱德一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大为削弱，因而干部和士兵的思想一时均比较混乱。一些干部产生了一种离队思想，不愿留在部队，想请调地方工作，等等。”诸项事实使朱德和广大指战员认识到毛泽东原来的领导、所坚持原则的正确性，于是“提由三纵队党代表彭祜和参谋处的郭化若起草了一封信请毛泽东回来复职和出席‘八大’。”毛泽东回信说：“……我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不能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八次大会了。”（9）

可见，面对四军党内的是是非非。毛泽东坚持要弄清是非后，才对复职予以考虑，表现出了很强的原则性。正是毛泽东对建党建军原则的不让步，促使了四军党更为深刻反省，从而为四军迅速统一思想创造了有利条件。

不计前嫌  勇挑革命重担

一九二九年十月，陈毅从上海回到红四军，并带回中央“九月来信”指示，来信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决定由毛泽东重新担任四军前委书记。陈毅在上海的二个月使他的思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得到提高，甚至得到飞跃，认识到红四军“七大”及前委扩大会处置的缺点，承认了毛泽东所坚持原则的正确性，因此这次回来，除了肩负中央赋予的请毛泽东回四军主持工作的重大使命外，也为了纠正因自己的错误倾向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为此陈毅两次写信给毛泽东，信中说：“七大”没有开好，我犯了错误，需要公开检讨的话，“这个检讨我来做”（10）；信中特别说明：“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此间四军同志也盼望你回队。希望你见信后，坐担架赶快回来，就任四军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以及前委的希冀。”（11）朱德也表示：“过去的那些我收回，我们请他回来。”（12）鉴于四军前委主要领导人已觉悟，四军党思想上取得一致，毛泽东遂于l929年11月26日，在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的陪同下，心情舒畅地从蛟洋坐担架到达汀州，担负起前委书记职务，组成四军强大的政治领导中心，为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做好了充分的组织准备。

为解决四军存在的各种问题，统一思想，l929年12月28日，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四军党的“九大”（即古田会议）在上杭古田召开。由于会前四军前委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会议只开了二天就胜利闭幕了。会上毛泽东，朱德、陈毅分别作了报告，与会代表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通称古田会议决议），并改选了前委成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决议遵照“九月来信”指示精神，指出四军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并提出了解决的方法，重申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等诸项重大决策。决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是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综上所述，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古田会议决议》的通过，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斗争的必然结果；是毛泽东坚持明辨是非，坚持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革命实践建党建军原则的胜利。今天，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面对国际国内纷繁复杂的局面，我们应发扬毛泽东坚持原则的精神，必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紧紧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面对新时期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新情况，真正做到：是非面前不含糊，原则问题不让步。

注释：

（1）（5）《毛泽东与共和国将帅们》齐鹏飞、王进

（2）见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

（3）（6）（9）（11）黄少群《毛泽东与红军——从井冈山到古田》  新华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Pl70、Pll6、Pl22-124、Pl55

（4）（10）《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l991年8月第l版，P98、Pll3

（7）《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1979年版

（8）《中共闽西特委通告第十四号——中共闽西特委第一次扩大会关于苏维埃工作问题的决议》1929年11月2日

（12）《党史研究资料》，l984年第l2期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