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井冈山时期中国革命理论的升华

曾汉辉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建立的具有重大影响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创建根据地一年多时间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坚持艰苦卓绝的军事斗争的同时，积极探索推动中国革命走向复兴和胜利的道路，取得了极为宝贵的经验教训，从而为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古田会议总结了井冈山时期的建党思想，确立了思想建党原则。

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条件下，如何建设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也是一个亟需解决的带根本性的问题。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要求，探索出解决党的建设的新方法，从而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认识到“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①]因此，在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过程中，毛泽东十分注重探求党的建设的新方法，并取得不错的效果。首先，毛泽东分析认为“边界的经济，是农业经济，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各县之间的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②]“边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以至出现“土籍的党，客籍的枪”（即土籍掌握政权、客籍掌握军队）的格局，极大地阻碍着党的建设。针对这种实际情况，毛泽东提出党的建设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③]。其次，重申“三湾改编”时确立的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以保证红军的无产阶级的绝对领导。毛泽东认为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第三，积极在党内“加紧教育”，消除地方主义和土客籍分界，“务使两部分党员团结一致” [④]。1928年，毛泽东两次在边界党的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

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后，红四军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日益泛滥，严重影响了党的建设。为此，在1929年12月28日召开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系统总结了井冈山时期以来的建党思想，着重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⑤]从红四军党组织的实际出发，全面地指出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强调要注重调查研究，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强调必须“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强调要“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并专门列出“党内教育问题”，根据革命实践总结出了党内思想教育的10种材料：（1）政治分析；（2）上级指导机关的通告的讨论；（3）组织常识；（4）红军党内八个错误思想的纠正；（5）反对机会主义及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问题的讨论；（6）群众工作的策略和技术；（7）游击区域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8）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9）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10）革命的目前阶段和他的前途问题。同时，又制定了党内思想教育的18种方法：（1）党报；（2）政治简报；（3）编制各种教育同志的小册子；（4）训练班；（5）有组织地分配看书；（6）对不认字党员读书报；（7）个别谈话；（8）批评；（9）小组会；（10）支部大会；（11）支部委、组联席会；（12）纵队为单位组长以上活动分子会议；（13）全军支书以上活动分子大会；（14）纵队为单位党员大会；（15）纵队为单位各级书、宣、组联席会议；（16）全军支队以上书、宣、组联席会；（17）政治讨论会；（18）适当地分配党员参加实际工作。                                                 

古田会议形成的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原则，不仅论述了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而且论述了思想建设的内容与方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的初步形成。

二、古田会议发展了井冈山时期的建军思想，创立了政治建军原则。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国革命的胜利，说到底是武装斗争的胜利。武装斗争的核心力量是人民军队。因而，把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是革命成败的关键。然而，在农村进行新型人民军队的建设是极其艰难和曲折的。

1927年9月，毛泽东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对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剩余部队进行改编：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有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在连以上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开启了人民军队政治建军之路。

在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过程中，毛泽东更加重视军队的建设，注重政治教育，加强对军队的无产阶级领导，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政治建军的进程。1927年12月，毛泽东在总结工农红军攻打茶陵县城战斗经验时，提出了部队必须执行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和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规定军队的党必须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必须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为了加强红四军的政治工作，毛泽东和湘赣边界政府完善了部队党的工作制度，制定了《党代表工作大纲》。党代表制度在红军的建设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⑥] 1927年10月，毛泽东在荆竹山对部队进行政治纪律教育，首次提出了“三大纪律”：行动听指挥；打土豪筹款要归公；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在遂川李家坪向部队宣布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不打人骂人。1928年4月，毛泽东总结了开辟井冈山根据地从事群众工作的经验，正式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六项注意又增加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容，从而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提出，对于革命军队的建设、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特别是军民之间的关系、团结人民和瓦解敌军，都起了重大作用。

1929年12月28日，古田会议进一步发展了“三湾改编”以来包括井冈山时期的建军思想。明确规定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绝不是单纯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⑦]这个规定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决议阐明军队同党的关系，指出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党对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重申了在团、营建党委，连建支部、排建小组的原则。要求各级党组织一定要“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以建立领导中枢”。批评了那些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军事不要服从政治，或者以军事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决议再次提出红军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即“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决议阐明了红军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的重要地位，规定“红军的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在前委指导下，平行地执行工作”。批评了“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等错误观点，依据中央提出的政治工作“是红军中政治命脉”的原则，强调加强红军政治工作，特别是加强政治教育。决议还规定了红军处理内外关系的准则，提出要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要建立官兵一致的新型关系。

古田会议真正从政治、思想和组织上创立了人民军队政治建军的原则、途径和措施，初步回答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

三、古田会议丰富了井冈山时期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扫除了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障碍。

    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找到并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关键。为找到正确的中国革命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了不懈的努力。

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但是，中国革命并没有脱离以城市为工作中心的俄国革命模式。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提出了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三者紧密结合起来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并且对中国农村区域小块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的主客观条件进行了有力论证，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⑧]然而，这时的毛泽东仍然以城市为中心进行工农武装割据。但是，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的提出为解决以农村为工作中心的问题奠定了基础。

在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的革命实践中，特别是从1929年至1930年，毛泽东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可是，红四军中泛滥的流寇思想极大地阻碍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正如毛泽东1929年6月14日给林彪的信中指出的那样，“流寇思想影响到政治方面的最显明的表现，就是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的不同的见解。”[⑨]

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九月来信明确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充分肯定了农村斗争的重要性，明确提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⑩]九月来信对农村革命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予以充分肯定，对古田会议肃清流寇思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29年12月28日，古田会议积极贯彻九月来信精神，把流寇思想作为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八种非无产阶级错误思想之一进行了严历批评。古田会议首先分析了流寇思想的来源，指出“由于红军中游民成分占了很大的数量和全国特别是南方各省有广大游民群众的存在，就在红军中产生了流寇主义的政治思想。”其次，列举了流寇思想的种种表现：“一，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二，扩大红军，不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要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三，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第三，揭示了流寇思想的危害，指出它“极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故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最后，提出了纠正的方法：“（一）加紧教育，批评不正确思想，肃清流寇主义。（二）对现有红军基本队伍和新来的俘虏兵，加紧反流氓意识的教育。（三）争取有斗争经验的工农积极分子加入红军队伍，改变红军的成分。（四）从斗争的工农群众中创造出新的红军部队。”古田会议对流寇思想的肃清，丰富了井冈山时期“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为会后毛泽东形成中国革命道路的扫除了思想障碍。

古田会议结束后不久，l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古田给林彪的信中进一步批评了“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阐明了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的意义，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思想的形成。

总之，古田会议全面总结了红军创建两年多来特别是井冈山革命斗争实践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系统地回答了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同时扫除了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障碍，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①]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

[②]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页。

[③]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

[④]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页。

[⑤]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页。

[⑥]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页。

[⑦]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页。

[⑧]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7页。

[⑨]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年版，第69页。

[⑩]《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3页。

其他参考书目：

（1）《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2）《党建之魂——古田会议开辟党建成功之路》，陈杭芹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3）《党指挥枪——古田会议铸军魂》，陈杭芹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4）《纪念古田会议召开80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集》，中共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