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与我军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初步形成

陈发来

2008年12月，在军队的一次重要会议上，胡锦涛同志指出，“我军作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从创建之初就确立了体现我军性质和宗旨的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这是我军战斗力的重要源泉，是我们必须十分珍视的政治优势。”让我们把眼光投向历史深处，可以发现，我军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源远流长。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等党和红军领导人在创建军队的实践中就开始培育我军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1929年12月28日，古田会议胜利召开，会议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蕴含丰富而深邃的革命军人最基本最核心的价值观念，从而初步形成了体现我军性质和宗旨的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也为当代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了有益启示。古田会议是我军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初步形成的标志，为创建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本文试就古田会议对我军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初步形成所起的奠基性的作用作一初浅论述，敬请各位专家指正。

一、古田会议坚定了红军官兵的政治信仰：听党指挥、坚持党的绝对领导

红军官兵听谁指挥，枪杆子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这是培育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中最重大、最关键的问题。古田会议前，年轻的党对军队领导权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特别是建军初期，党放弃了在革命军队中的领导权，结果致使革命在敌人的突然袭击下惨遭失败。后来我党开始重视党对军队的领导，明确提出“党的作用高于一切”，“党的组织是一切组织的根源”等口号。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论断，为党内多数同志所认识和接受。

但是，如何在革命实践中使红军官兵自觉听党指挥、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我党还缺乏足够的可资借鉴的经验。为解决这个难题，毛泽东等党和红军领导人首先进行了有益探索。1927年9月，毛泽东在三湾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创造性地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的思想，确立了整个部队统一在党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之下的原则，第一次实行了班、排建立党小组，连队建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委的新制度，从上至下建立了从前委到支部、党小组的一套完整的党对军队直接领导的组织系统，初步解决了党对军队的领导的问题，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正如毛泽东在1928年11月25日向党中央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现在红军中党员与非党员约为一与三之比”。他还说：“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⑴

尽管三湾改编初步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但由于受种种局限，“支部建在连上”的实践创举并没有能够在红军内得到普遍施行。加上红军官兵“政治上、思想上的彻底改造是一个长期斗争的过程。”⑵因此，红军官兵很长一段时间并未真正认识到“听党指挥、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也并未真正自觉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

后来，由于斗争的残酷，红军减员很严重；为了补充人员，大量的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以及一些被俘人员被吸收到革命队伍中来，其中很多人在短时期内被提拔为中下层干部。毛泽东在1928年11月25日给中央的报告中就谈到这样的情况：“因为下级干部死伤太多，敌军俘虏兵往往过来不久，就要当排长。今年二三月间的俘虏兵，现在有当营长的。”⑶这些红军官兵成份复杂，文化素质和政治思想素质均不高，且带有浓厚的农民意识和旧军阀残余思想，导致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革命队伍中四处泛滥。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不少红军官兵包括一些党员干部还比较严重地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甚至有人主张取消党代表，减少支部的权力；还有人提出要限制前委对红四军的全面领导，说前委搞“一长制”、“前委管事太宽”。致使“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⑷

毛泽东敏锐地洞察到，要使红军担负起伟大革命斗争的任务，就必须彻底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就必须坚定红军官兵“听党指挥、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的政治信仰。为此，毛泽东于1929年6月14日给林彪写了一封长信，历史地、全面地分析了红四军建立以来的情况。指出了红四军建立以来存在的14种错误思想和问题，特别是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的问题。并针对许多红军官兵否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错误倾向，认为必须“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以求彻底改造红军。”⑸这种“奋斗”和“改造”，实质上就是要培育红军官兵的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要坚定红军官兵的政治信仰。

1929年12月28日，古田会议胜利召开，会上毛泽东更加严厉批评了“司令部对外”和极端民主化等脱离党的领导的错误主张。明确规定：“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⑹并重申了团、营建党委、连建支部、排建小组的原则。同时规定了党的纪律，对如何提高党员质量，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加强党的组织性、纪律性等，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强调要从思想上建党，抵制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念的影响；要加强对红军官兵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加强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⑺认为只有不断地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坚定红军官兵听党指挥、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的政治信仰，才能造就一支适应革命斗争和建设需要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会议还根据革命实践总结出了开展思想教育的十种材料和十八种方法，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古田会议的召开坚定了红军官兵的政治信仰，深化了红军官兵对听党指挥、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认识。从此，红军官兵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能够听党指挥、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自觉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越战越强。

二、古田会议明确了红军官兵的基本价值追求：服务于人民、执行党的任务

要建设一支革命的军队，首要的是要让部队官兵明白自己为谁的利益而战，明白自身的价值追求，明确建军的宗旨。在建军初始，毛泽东等党和红军领导人就非常重视这一问题，提出了“工农武装”、“人民军队”概念，体现了建军为工农、为人民的宗旨。并明确要求党组织对红军官兵进行政治教育，“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⑻毛泽东还多次对全军官兵说：我们是为人民，是为自己打仗！我们今天打仗的目的，就是打倒地主阶级的统治，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

可是，在古田会议召开前，由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红军官兵就军队与人民的关系问题上有着很大的分歧。是执行毛泽东提出的党的“三大任务”，还是单纯地打仗呢?红军官兵有的认为红军只管打仗，不管建党建政，表现出单纯军事观点；有的热衷打大城市，轻视武装工农群众，提出“走州过府，流动游击”，存在流寇思想；等等。这些错误思想的存在，表明红军官兵对我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和定位，对什么是自身的基本价值追求还搞不清楚。因此需要及时全面统一思想，指引前进的方向。

1929年12月28日，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就红军的性质与宗旨明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⑼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争取解放的工具，从而明确了红军是为着人民利益而斗争的武装集团的建军宗旨。同时毛泽东还强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红军“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如果“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⑽毛泽东还要求红军官兵必须认真进行人民军队的宗旨教育，从根本上划清红军与旧军队的界限。从此红军官兵有了自身的基本价值追求：服务于人民、执行党的任务。

古田会议后，红军官兵始终能够按照古田会议规定的方向，自觉践行服务人民的根本宗旨，忠实执行党的任务，不仅实现了自身价值，促进了自身发展，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

三、古田会议确立了红军官兵的政治工作原则：军事服从政治、贯彻党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

注重在红军官兵中建立和开展革命的、进步的政治工作，是我军区别于旧军队和其他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显著标志。早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就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政治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然而，由于受到单纯军事观点等错误思想的影响，红军官兵对军事与政治、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关系的认识出现了一定的偏差。有的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⑾有的则颠倒了军事与政治的关系，重军事轻政治，认为“军事领导政治”，“军事好，政治自然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更有人主张“司令部对外”，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⑿在这些错误思想观点的影响下，广大红军官兵进而说政治工作是“卖假膏药的”，称呼政工干部为“闲杂人”。甚至还存在这种现象：政治工作人员在台上上政治课，台下有连长吹出操哨，政治课也只好中断。所有这些都给红军和苏区的发展壮大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对于这些错误思想，毛泽东等党和红军领导人认为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得到清除，不能及时确立红军官兵的政治工作原则，必将对红军建设发展和党的革命事业造成重大的损失。因此，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严厉批判了单纯军事观点，轻视政治工作的倾向。批评那种把军事和政治对立起来，甚至认为军事可以领导政治的极端错误思想，指出“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明确指出了“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⒀军事必须服从政治。明确规定了“红军的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在前委的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⒁并且提出了官兵一致,军民、军政一致和瓦解敌军、宽待俘虏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

这样，古田会议就科学正确地处理了政治与军事、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的关系，从而确立了红军官兵的政治工作原则：军事服从政治、贯彻党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从此红四军官兵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在坚持军事斗争时总能与政治斗争紧密配合，促进了红军和苏区的快速发展。 

四、古田会议制定了红军官兵的基本道德规范：维护人民利益、严守党的纪律

纪律是军队集中统一和战斗力生成的决定因素。因此，毛泽东等党和红军领导人从建军伊始就十分重视纪律的建设。早在1927年10月，毛泽东就为红军规定了“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这三大纪律。1928年1月，毛泽东又根据当时军民关系上出现的问题，又给红军规定了“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这六项注意。1929年5月，红四军第二次入闽时，在连城新泉把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增加了“大便找厕所，洗澡避女人”二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执行，使红军面貌发生很大变化，使人民群众从红军官兵的一言一行中，亲身体验到了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是自己的军队。对团结人民群众和瓦解敌军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但是，由于红军官兵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分散主义、宗派主义的倾向，特别是一些新加入革命队伍的农民、其他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以及一些被俘人员更是存在着自由散漫现象。因此，红军侵犯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仍时有发生，直接影响红军和群众的关系，如不及时加以纠正，势必给“群众以不好的影响”，⒂势必失去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危及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毛泽东感到，要建立一支真正的工农革命武装，除了要有党的坚强领导，还需要制定一套基本道德规范来约束红军官兵。为此，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再次重申要“严格的执行三条纪律”；要充分做好“上门板，捆禾草，扫地，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照还，赔偿损失”这些注意事项；要“废止对纪律的敷衍现象”。并指出“上门板、捆禾草等项是从行动中扩大红军影响、增加群众对红军信仰的良好方法，应当好好的去执行”；“红军纪律是一种对群众的实际宣传”。⒃

正是由于古田会议上重申并制定了一整套基本道德规范，有效地克服了旧军队遗留下来的军阀主义作风以及纪律观念淡漠等错误意识，增强了红军官兵维护人民利益、严守党的纪律的观念意识，从而改善了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使红军能够经受各种严峻考验，队伍不断壮大，战斗力不断提高，从而获得了根据地人民的真诚拥护和欢迎。正如根据地老百姓编的顺口溜称赞的那样：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

五、古田会议强化了红军官兵的奉献精神：勇于牺牲、艰苦奋斗

军人是奉献的职业，特别是在那种极为艰苦的战争时期，如果没有奉献精神，不要说战胜敌人，即使坚持下去，都是一句空话。因此，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等党和红军领导人总能身先士卒，以身作则；总是在最关键最紧张的时刻，冲锋在前，战斗在前。诠释了他们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奉献精神。

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等党和红军领导把这种奉献精神贯穿于古田会议决议的各个部分，批评了一些红军官兵“总是希望队伍开到大城市去”、不乐意“在生活艰难的红色区域里工作”的享乐主义；批评了“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⒄的流寇思想。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决议规定了“新分子入党的条件：（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⒅这些要求简明、朴素，反映了红军官兵的奉献精神。正因为红军官兵在古田会议上强化了勇于牺牲、艰苦奋斗的奉献精神，所以敢于压倒一切困难、敢于战胜一切敌人、始终保持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真正做到了“打仗之前，互相之间只有两句话。一句是：告诉我的老母亲，你儿子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光荣牺牲了；另外一句话是：胜利之后，在烈士纪念册上给我登记一个名字。”

正是在古田会议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良倾向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初步构建了我军“听党指挥、服务于人民、军事服从政治、严守纪律、勇于牺牲”的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从而使我军拥有了崇高的价值追求，拥有了立于不败之地的精神支柱，几经绝境而不溃散，几经磨难而不气馁，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注释：

⑴《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4—66页。

⑵《星火燎原》第一卷，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116页。

⑶《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4页。

⑷《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78页。

⑸《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64—74页。

⑹《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8页。

⑺《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94页。

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3页。

⑼《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6页。

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6页。

⑾《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6页。

⑿《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6页。

⒀《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6页。

⒁《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13页。

⒂《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98页。

⒃《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98—101页。

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93—94页。

⒅《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