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人民军队定型的标志

傅柒生

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⑴中国共产党创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走过的80多年奋斗历史，是一幅宏伟的画卷，是一部壮丽的史诗。人民军队的创建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可以说它是起步于南昌起义，完成于古田会议。1927年，在南昌城飘扬起了一面军旗，完成了组织上的建军，从此有了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军队，南昌起义二年之后的1929年，在闽西古田，古田会议奠定了中国革命一座里程碑，完成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建军，从此有了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1929年12月28-29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古田曙光小学领导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初步回答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规定了人民军队的宗旨、性质和任务，提出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一系列重要原则，为人民军队建设指明了方向，从而使中国红军划清了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线，成为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

朱德指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是红军建设的纲领。后来大家执行了这个纲领，因而使我军又有了更好的发展。”⑵罗荣桓也多次在解放军政治学院讲台上及其它场合讲：“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以后，我军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就定型了。”⑶本文将从以下五个方面试论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定型的标志。

一、古田会议提出了政治建军的正确路线，解决了如何建设新型无产阶级军队的根本问题。

 在中国革命史上，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大国，中国革命走的是一条以乡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由于红军处在农村分散的游击环境里，红军的主力是农民，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成份占了红军党员的绝大多数。据统计，1929年5月，红四军约4000人，党员1329人，工人占23.4%，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76.6%；到古田会议前夕，红四军6000人，有党员1600人，其中工人300人，占18.8%；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共占了81.2%。⑷因此，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等众多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军党内滋生蔓延，严重地妨碍党的路线的贯彻执行，削弱了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制约了红军的发展壮大。

在中国农村游击战争这样特殊的环境和条件下，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武装建设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不仅是红四军面临的重大难题，而且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也是国际共运史上遇到的新课题。无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共产党员曾经进行了坚持不懈的艰辛探索，但没有找到问题的最佳答案。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已经清醒地看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发生错误的。”⑸只有到了古田会议，才算圆满完成了历史的重任，回答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

《古田会议决议》开门见山地明确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因此，“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怎么做？决议规定了党内教育的10种材料和18种方法。

古田会议所做的努力，《古田会议决议》所规定的基本原则，着重体现了从思想上建党和从政治上建军这一独特的党和军队建设道路，不仅解决了红四军的自身建设问题，而且对全国红军的建设具有同样重要的指导作用。“古田会议决议不但在红四军中执行了，后来全国各部分红军也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这样就使红军成为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⑹正因为如此，古田会议作为我党我军建设的光辉里程碑，成为人民军队定型的重要标志。朱德元帅曾著文称：“从井冈山斗争开始，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止，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军事路线。……大会的决议奠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原则，这些原则至今仍然适用。”⑺

二、古田会议重申和发展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原则，铸造了人民军队的“军魂”。

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建设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是中国人民军队区别于外国军队的一个显著标志和特征，也是无产阶级军队与资产阶级军队的根本区别。这一原则, 与旧中国、旧军队中盛行的那种有枪就有权、谁枪多谁就势大的观念是完全对立的，是人民军队永不变色并保持团结一致、杜绝产生军阀主义根本保证。古田会议重申并发展了“三湾改编”时确立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并以党的决议形式固定下来，重申“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并对政治、军事工作机关作了明确分工，使之各负其责地去执行党的任务，从而使红军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向着新型人民军队的方向发展。

“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这是古田会议提出的一个重大历史命题，解决了人民军队建设和发展的方向性问题。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古田会议决议》指出党必须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必须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反对以任何借口来削弱党对军队的领导。决议尖锐地批评了红军中一部分同志的单纯军事观点和主张“军事领导政治”、“司令部对外”，企图把军队凌驾于党的领导之上的错误思想，指出：“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象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

决议还明确规定，党的各级会议必须将军事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加以讨论和决定；而军队中不论担任什么职务的党员，均须参加党的会议，向党报告工作，使党成为军队中的坚强领导和团结的核心。

江泽民同志曾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提出了党对军队领导的根本原则、措施和方法，明确规定党不仅要管党员、管政治工作，而且要管军事、管打仗。”“毛泽东同志创立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理论及其一整套制度，对于消除一切旧式军队的影响，把我军这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新型的无产阶级军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⑻

三、古田会议明确规定了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建军宗旨和三大任务。

建立一支怎么样的军队，把中国红军建设为一支什么性质的军队？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首要解决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我们的军队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这个性质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这与世界各国的军队不同。”⑼红军的性质在《古田会议决议》中被明确定义下来：“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个规定，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明确了中国红军的性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人民军队。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它的政治任务集中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就决定了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红军，是一个执行无产阶级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具有与一切旧军队不同的性质，它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争取解放的工具，它的唯一宗旨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紧紧地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人民军队的建军宗旨与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一致的，就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人民军队更具有中国特色的独创精神，也逐渐显现出这支人民武装的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

《古田会议决议》强调，红军的任务是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位一体。打仗是红军最根本的任务，但除了打仗之外，红军应担负起引导群众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现人类自身解放运动中去的重大政治使命。因此，决议规定，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筹款”是红军的一项重要任务，一方面打击封建势力，发动群众。另一方面筹集部分军饷，解决部队的给养和装备。红军“筹款”的任务，到抗日战争时期改为“生产”。红军开展群众工作包括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帮助建立地方政权等众多方面，红军如果“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历史事实证明，古田会议提出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就为红军建设明确了目标，为红军发展指明了方向。肩负起了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是红军区别于一切旧军队和其它军队的显著标志之一。

四、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树立了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良好典范。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我军的显著特色和优良传统，也是我党我军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因素。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建设的首位，永葆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⑽古田会议为我党我军思想政治工作树立了一块历史界碑，特别是古田会议提出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些创举，对党和军队的建设贡献巨大。胡锦涛同志在参观古田会议纪念馆时指出：“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这个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确保党的政治任务的顺利完成。”

勿庸讳言，在古田会议之前，尽管我军也开始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但并没有把思想政治工作摆在突出的重要地位，而且没有有效的方式方法，效果并不明显，因而出现了严重的单纯军事观点以及打骂士兵、枪毙逃兵等许多错误现象，甚至把军事和政治二者严重对立起来。在思想上，认为“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不少人把思想政治工作者当作“吃闲饭”的“闲杂人”，甚至骂他是“卖狗皮膏药的”。“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在行动上，“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以军事领导政治。这些都是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表现，是错误的有害的思想。

《古田会议决议》规定思想政治工作是红军中党的工作重要一部分，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是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这就把思想政治工作以及政治工作机关的重要作用和地位明确规定下来了。

古田会议有效地开展了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树立了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良好典范。古田会议指出，红四军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多种多样，而且危害性、腐蚀性极大，但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些错误思想表现仍然属于党内矛盾，而不属于敌我矛盾，而且一般都是思想认识问题。因此，古田会议确立了一个原则：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就要以对待内部矛盾的方法来处理，只能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党内教育来解决，而不能搞过火的党内斗争。古田会议开创性地提出和实践了说服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以此来解决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问题，揭露矛盾，克服错误，使处全军上下，心情舒畅，团结一致，“风发雷奋”，充满了战斗激情。

古田会议所强调的军队思想政治工作，成为了我党我军的传家法宝，从而保证了我党我军的无产阶级先进性质，从胜利走向胜利。《毛泽东选集》对《古田会议决议》的题注明确说：“中国人民军队中的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以后有广大的发展和创造，现在的面貌和过去大不相同了，但是基本的路线还是继承了这个决议的路线。”⑾叶剑英元帅说：“从古田会议到现在，我军的政治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它的根本原则，它的基础，还是古田会议奠定的。”⑿1999年7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讨论通过了《关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继承和发扬从古田会议以来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现代化建设。

五、古田会议充分发扬了无产阶级民主，科学总结并努力实践了执行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

古田会议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一次成功的胜利的大会，它是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发扬民主、实事求是、服从真理、顾全大局、精诚团结的成功典范，它的胜利召开为我军充分发扬无产阶级民主，执行政治工作三大原则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是红军成熟为无产阶级军队的一个标志。

古田会议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规定“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决议严厉批评了“极端民主化”和“家长制”等错误思想。

古田会议全面地规定了一套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明确规定了红军的内部和外部的关系，强调我军必须发扬无产阶级民主，实行官兵一致；军民、军政一致和瓦解敌军、宽待俘虏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确立了人民军队的严明纪律，树立了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人民军队新形象。

关于官兵一致的原则。决议规定军队在党的领导下，连营团各级均建立士兵委员会，代表士兵利益，并协助党组织开展政治工作；红军中的经济制度，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决议特别指出：“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阶级”，实行官兵平等。同时，决议明确宣布废除枪毙逃兵和肉刑制度，改运用政治教育来激发红军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强化军队内部的团结。在军队中实行无产阶级民主主义制度，不仅密切了官兵之间的关系，加强了军队内部的团结，而且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关于军民、军政一致的原则。决议强调红军必须处理好军民、军政的关系，执行党的政策，严格群众纪律，搞好军民、军政团结，保护群众利益，尊重地方政权，并提出“发动地方党对红军党的批评和群众政权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官兵。”为此，红军制定了各项纪律。决议强调“要严格执行三条纪律和六项注意”，这是“从行动中扩大红军影响，增加群众对红军信仰的良好的办法。”军民、军政一致原则的实行，不仅彻底改变了军队与人民群众对立的现象，还建立了一种崭新的军民关系。

人民战争的胜利，不单依靠我军的武装斗争，也依靠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瓦解敌军，不战而胜。决议重申了红四军必须执行瓦解敌军、宽待俘虏的政策，指出：“对白军士兵及下级官长的宣传非常之重要”、“优待敌方俘虏兵，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规定红军对俘虏不虐待，不搜腰包；对敌方伤员，给予医治；对不愿意在红军里而要求回家的俘虏兵，则发给路费。通过这些方法，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瓦解了敌军战斗力。

人民军队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是团结自己，消灭敌人的坚强保证，是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建军宗旨和完成革命政治任务的重要法宝。

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人民军队正确处理了各方面的关系，执行了党的政策和策略，这就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这正是新型的人民军队形成的重要标志。

古田会议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一座丰碑，也是人民军队定型的一个标志。人民军队在古田会议定型下来，并昂然阔步向前发展，走出古田山凹，不断成长壮大，横扫千军如卷席，最后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解放了全中国。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古田会议对我党我军的建设及其发展，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新的历史时期，古田会议精神仍然是加强我党我军建设的坚强理论基石和强大思想武器，继续指引着人民军队沿着正确的建军路线迈向更加辉煌，取得更大成功。

1989年12月22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亲临古田视察，他指出：“古田会议决议是个宝，至今还有强大的生命力。要温故而知新，学而时习之。”他还欣然命笔题词：“继承和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加强党和军队的建设。”2004年9月6日，江泽民同志第二次亲临闽西，并再一次亲笔为古田会议题词：“古田会议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里程碑”，高度评价了古田会议的重要历史意义，对古田会议作了科学准确的历史定位。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也曾二次亲临闽西这块红土地，他指出：“古田会议是我们党和军队建设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特别是古田会议强调要重视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这个精神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胡锦涛同志特别强调了古田会议最为突出的思想建设对我党我军的重要意义，他在2005年1月举行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指出：“在1929年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上，毛泽东针对党和红军中存在的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及其危害，提出了思想建党的原则，强调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要经常注意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一重要思想，对我们党的建设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⒀

当今的中国与世界，正处在一个深刻的变革时期。我军的建设与发展，也处在一个崭新的历史坐标中。大机遇、大挑战，必然提出大课题；新世纪、新阶段，必然呼唤新使命。胡锦涛主席站在国际战略格局和时代发展的高度，高瞻远瞩，科学决断，深刻指出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军新使命：要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军旗飘飘，号声隆隆，我军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在古田会议精神的光辉指引下，必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得到又好又快地发展，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历史新使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从成功走向更大的成功。

注释：

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3页

⑵《朱德选集》，第129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⑶傅柒生：《古田会议》，第195页，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

⑷傅柒生：《古田会议》，第190页，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

⑸《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⑹《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⑺傅柒生：《古田会议》，第257页，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

⑻江泽民：《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95年12月17日

⑼《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⑽《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41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⑾《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⑿傅柒生：《古田会议》，第258页，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

⒀黄宏、林仁芳主编：《古田精神》代前言，人民出版社2007年

另注：本文引用《古田会议决议》参见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