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古田会议期间对党建理论的创新

游宝富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开创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立足于党和红军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着眼于党和军队建设重大问题的理论思考，积极推进理论创新，集中体现在1929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及其形成的决议（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凝聚了党和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眼光和理论睿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勃勃生机和活力，是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对在新时期加强党和军队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从党和红军建设的实际出发，明确地提出了加强党和军队建设的重大战略思想和重大战略任务。

古田会议是在红四军“全军政治上失掉领导的中心”的严峻形势下召开的。当时，党在理论上还很不成熟，对如何独立地领导人民军队和土地革命缺少经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上受到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严重干扰，党和军队的建设受到严重危害。

一方面，新生的红军主要成份是由起义的国民党旧军队及农民组成，他们不可避免地会把各自原有的观念和习惯带到红军队伍来来。一部分人习惯于旧军队的领导方式，对党对军队的领导不赞成，有怀疑。他们强调“军官权威”，喜欢“长官说了算”，并主张“司令部对外”，政治部只能“对内”，对军队只能指导，不能领导等等。也有人主张以流寇主义思想指导军队，有些人不愿意做艰苦的群众工作，建立根据地，而要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另一方面，党内还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主张照搬苏联红军的经验，更是直接危害着党的思想建设。

1929年6月，红四军党的“七大”在龙岩召开，虽对许多具体问题作出了比较正确的结论，但由于会前准备时间较短，解决问题的条件不成熟，对党内分歧和矛盾的复杂程度等认识不足，对于争论的不少问题作了折衷平衡、息事宁人的简单处理。会议没有接受毛泽东提出的许多宝贵意见。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到闽西上杭县蛟洋村，指导闽西特委的工作。9月下旬，红四军“八大”无组织状态下在上杭城关开了三天，毫无结果。会后，红四军执行中央指示和福建省委要求出击东江。行动失败后，部队思想更加混乱，士气低落，逃跑现象日益严重，红四军建设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事实上，党到农村建立根据地只有半年多时间，党的成份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工人成份由五大时的54%变为六大时的11%，而农民则由18%变为76%。即由工人出身的党员为主变成了农民出身的党员占绝大多数。在红四军里，也是这种情况，据1929年5月统计，红四军1329名党员中，工人成份311，占23%，农民626，占47%，小商人106，占8%，学生92，占15%，其他成份95，占7%。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77%。这种情况表明，党确实是处在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中，弄得不好，的确有变质的危险。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党建设成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保持党员的先进性，确实是摆在全党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当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农村，农民党员占多数也是非常担心的。他们极力主张党要重点抓工运，靠大量发展工人党员，提拔工人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进性。在他们的指导下，中共六大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认为，“党的工人成份减少，农民数量超过工人同志七倍，农民的意识将影响到党的组织路线上来”是危险的。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上，党中央的指导思想是通过组织建设来保证党的性质和党员先进性。具体来说，就是希望大量征收工人入党，以党内无产阶级成份的增加来防止党的性质的改变。但实践证明共产国际的这个思路是行不通的。以组织建设为主要手段来维护党的性质，来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是不成功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农民成份的党员占大多数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共产党无法选择自己所处的环境，关键是怎么从实际出发正确解决。

如何确立正确的建党、建军路线，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广大党员和官兵，是摆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严峻考验。能否解决好这一问题，是关系到新生的人民军队能否保持正确的方向，健康成长壮大的重要问题。

在古田会议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准确地把握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时代特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国的实际紧密结合，立足于创立红军和创建农村根据地新的实践，着眼于对军队建设和党的建设的重大问题的理论思考，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军队建设，明确提出了加强党和军队建设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任务，成功地探索和解决了在中国这样的特殊环境里建设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军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一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古田会议决议旗帜鲜明地反对主观主义，提出一整套新鲜活泼的、为广大党员和干部战士所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

二是强调全党全军的学习问题。古田会议号召全党全军同志都来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理论水平。

二、依靠中国共产党人自身力量和集体智慧，首次确立了思想建党的根本原则，开创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成功之路。

古田会议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在总结红四军党的建设的经验上，开拓性地确立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即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同时注重组织建设，通过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使大量非无产阶级思想出身的党员无产阶级化。

一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对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地位，从思想建设与政治路线的关系，阐述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决议开宗明义地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

二是从党和红军革命斗争实际出发，确立了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思想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核心。会议正视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不利影响，深感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党的肌体的腐蚀是严重的，保持党的先进性是非常艰难的。会议列举了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的表现，分析了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源。认为一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大多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二是由于党组织缺乏对错误思想的斗争和对正确路线的教育。

决议提出，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的教育，以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决议具体规定了党内教育的内容和目的，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对党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

三是继承和发扬了列宁关于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思想，成功地探索了在长期而又艰苦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里，加强党内思想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方法。会议正视农民党员占多数的现实，认为大量吸收农民入党是由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为了党的生存，为了推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只能大量吸收农民及小资产阶级入党，不可能靠增加党内无产阶级成份来保证党员的先进性。在党内的成份结构短时间内不可能改变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其他途径解决问题。

古田会议提出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新思路。即通过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提高党员的政治理论素养，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通过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以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从而实现党的无产阶级化。

古田会议决议不仅论述了加强党内教育的重要性，而且在党内第一次论述了党内教育的10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次论述了党内教育的18种方法。决议强调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和党内正确路线教育，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以便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和科学化，使各级党组织发挥出先锋队的作用，大大地提高人民军队的战斗力。

会议详细列举了党员教育的材料，有政治分析、组织常识、上级指导机关的通告的讨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等十种，大部分都与提高党员的政治素养密切相关。关于党内的教育方法，会议也精心给出了十八种之多。主要有读书办报、举办各类培训班、召开各种类型的会议以及通过党内批评和个别谈话等。

古田会议提出的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以党内教育为主要形式，通过思想斗争，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使大量非无产阶级思想出身的党员实现无产阶级化的建党思路，是毛泽东建党思想与当时的党中央的建党思想的最大区别，也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最大特点。

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本本主义，努力使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和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

古田会议期间，毛泽东倾全力培养中国共产党人理论联系实际的思维方式与思维能力，引导中国共产党人着眼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和特点，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一是强调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反对主观主义。古田会议指出，主观主义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其危害是破坏党的组织。反对主观主义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三）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

二是强调要坚持唯物史观，要周密详实地开展调查研究，使理论、历史、现实三者有机结合。古田会议决议从历史和红军所处的农村游击战争的客观环境出发，全面地分析了历史和现状，科学地论述了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士兵政治训练、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深刻剖析了出现问题的根源，论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决议多处要求党员开展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认为如果每个同志都政治化、实际化，党的战斗力就会强大起来。调查研究是提高党员政治觉悟的重要途径。离开对真实情况的了解，党员的政治觉悟就会发生偏差。

三是强调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反对“本本主义”，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途径。在古田会议期间，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巨大的理论勇气，破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提出了崭新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观点。毛泽东于1930年5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将古田会议决议中的创新思想从思想路线的高度进一步加以阐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四、运用党内教育方式，首倡并实践了正确地开展党内思想斗争，创造巩固和增强党和红军坚强团结的成功范例。

在古田会议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了正确进行党的思想建设新方法，正确地开展党内思想斗争，大大地增强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古田会议首倡并实践了一整套的党内教育方针和方法，体现了尊重广大党员、相信和依靠广大党员的思想，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党的自身建设领域的生动体现。

对尚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如何有效地进行思想教育，正确地解决党内的思想问题，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是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借鉴的。必须从自己的实践中去摸索。古田会议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

一是要求党员的思想努力实现政治化、科学化，反对主观主义。主观主义在红四军党内是非常浓厚的。它的主要表现是教条地对待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指示，而对从实际出发解决革命战争和党内问题的一些新思路，从思想上抵触、不接受，认为这些与中央不一致的思想和主张是对马列主义信任不够。最明显的就是古田会议之前的“关于军委问题的论争”，其实质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主观主义的思想斗争。

主观主义对形势的分析和指导工作是非常不利的，是革命的大敌，也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大敌。古田会议强调要反对主观主义，要求党员的思想实现政治化，实际上就是要求加强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在要求党员的思想实现科学化方面，古田会议突出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会议指出，调查研究是开展各项工作的基础，离开对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会议要求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通过调查研究决定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提高政治水平、掌握真实情况是实现党员的思想政治化、科学化的根本方法，也是反对主观主义的重要武器。实际上就是是要求党员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为后来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是强调整体利益，反对个人主义。古田会议列举了党内存在的一些个人主义的表现，如报复主义、小团体主义、雇佣思想、享乐主义、消极怠工、离队思想等。当时，党内有的同志军阀主义严重，因为受到士兵的批评而以打骂士兵进行报复；有的同志开展党内批评不是从有利于工作出发，而是找茬子报复人；有的同志仅考虑红军自身利益问题，不愿意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有的同志把入党干革命看成是一种有偿职业，向党伸手要报酬；有的同志贪图享乐，不愿意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不服从党组织的安排。这些现象极大地影响了党的整体利益，影响了党员先进性的发挥。

个人主义是小资产阶级思想观念的一种典型表现。个人主义实质上是考虑只从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出发，无视党和人民的整体利益。根源在于对党和党员的性质与作用认识不清，认识不到党只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认识不到一名党员在中国革命事业中的历史责任，不能正确处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古田会议要求党员从阶级的利益和整个党的利益出发，勇于担负革命重任，积极开展对敌斗争，反对各种个人主义。

三是要正确开展党内批评，防止主观武断和庸俗化。正确开展党内批评对党的建设十分重要。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批评出现一种错误倾向，把党内批评当做攻击个人或意气之争，因而导致一些党内纠纷和互相攻击等问题。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红四军党内开展的批评的最大缺陷就是不实事求是，不注意政治，抓住小问题无限上纲上线。刘安恭批评毛泽东标新立异，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指示。林彪则批评朱德有个人领袖欲和虚荣心，利用封建形式拉拢部下，有一个“无形结合派”。这样的批评不但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使矛盾进一步激化。

针对这种情况，古田会议强调要正确开展党内批评。会议认为，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要防止主观武断和庸俗化，说话要有根据，要注意政治。党内批评要注意大的方面，主要是指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党内批评不是攻击个人，应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而不应到党外进行。

在古田会议期间，红四军前委就是依靠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开展生动活泼的思想政治教育，努力提高全党全军的思想理论水平，使全军思想和行动达到了空前的统一。

五、正视党员队伍的变化发展，切实解决党的自身建设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从组织上、制度上保证党员的先进性。

从组织建设方面保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也是古田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针对发展新党员工作、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以及组织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会议制定了新的规章制度。

一是从实际出发确定吸收党员的条件。当时，在发展新党员方面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固守党既然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就必须以工人成份的党员为主的教条，不愿意向非无产阶级成份打开党的大门。二是“党员加入太随便”，许多不合格分子被吸收入党，致使党员质量很差。针对这种情况，古田会议从实际出发，将入党条件进一步细化为五项条件：（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这是在当时条件下，从实际出发作出的规定。它具体、简洁、明了，即使没有文化的农民也能理解和记牢。同时，对党员的社会出身不做限制和强调，实际上是向广大农民敞开了党组织的大门，保证了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下，党员队伍能够发展壮大。

此外，会议还就党员发展对象、入党手续等方面，制定了一些规则和制度，根本目的就是防止不合格分子混入党内，防止以随意方式吸收党员。实际上就是从党员入口方面严把质量关，为党员的先进性提供坚实的组织基础。

二是严格民主集中制，反对极端民主化。红四军党内关于民主集中制的争论主要是围绕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如何实施民主集中制展开的。一些过分注重民主的认为，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实际上就是“家长制”，把党对群众组织的领导说成“党包办群众组织”，把党代表的最后决定权说成是“书记专政”。他们主张实行“由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不论大事小事，一律“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定”。

事实证明，这种极端民主化倾向不但不能解决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反而会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在党中央的支持下，古田会议明确提出实行民主集中制，反对极端民主化。会议指出，极端民主化会使党组织软弱涣散，甚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与党所处的瞬息万变的战争环境根本不相容。极端民主化的根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会议强调要“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要求广大党员对党的决议必须坚决迅速地贯彻执行。

三是增强党员的纪律观念，严格执行党的纪律。中国革命的事业漫长而艰苦，如果没有全党的组织统一和行动一致，如果没有全体党员钢铁一般的意志和对党内纪律的自觉遵守，中国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中共六大党章规定：“严格的遵守党纪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要求各地党组织都要建立起党章所规定的铁的纪律。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两种倾向，一是机械地执行纪律，采取简单的惩办主义；二是敷衍塞责，导致纪律形同虚设。

古田会议认为党内在纪律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发展党员工作不规范，党部不健全，执行纪律不严格，党的工作与社会职业不作区分，上下级关系不密切等。针对红军党内存在的纪律松懈问题，古田会议强调要“严格地执行纪律，废止对纪律的敷衍现象。”会议明确指出少数服从多数是党的纪律之一。“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反对任何人搞特殊化。

古田会议提出的这些重要思想，一方面对于共产党员自身建设具有巨大促进作用，它使得党的建设逐渐有规矩可循，推动了各项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它是党对广大党员做出的比较全面的要求和规定，把党员先进性问题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使得党员的先进性有了更多的实质性内容。

毛泽东在古田会议期间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活动，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此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开始逐步被全党认识并接受，成为中国革命胜利前进的正确方向。朱德1944年回忆红军发展历史时说：红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那样一套新办法，才能进一步建设无产阶级的新的军队。古田会议决议“是红军建设的纲领，后来大家执行了这个纲领；因而使我军又有了更好的发展，在闽浙赣边界创建了大块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