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之军事围棋论

吴锡超

“略观围棋兮，法用于兵”，这一句围棋古语道出了围棋与兵法、军事之间传统、悠久、深厚、默契的渊源。中国传统军事家们大多深谙围棋，他们把军力、城池、兵法、设备、攻防等战争元素同围棋融合在一起，验证了“兵道常从棋中解”的格言，发出了“棋者，意同于用兵”的无限感慨。据说，明太祖朱元璋与军师刘伯温在江山初定时曾在都城应天（今南京市）的定局楼一起对弈，雅兴所至，朱元璋信口吟出一联：“天作棋盘星作子，日月争光。”刘伯温反应敏捷，脱口应道：“雷为战鼓电为旗，风云际会。”区区一副对子，把两军对垒、刀光剑影的战争场面浓缩在一方棋枰之上。

能够把围棋和兵法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并且在军事实践中取得巨大成功的军事家，无疑要首推毛泽东。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斯格特·鲍尔曼在他的汉学著作《拖长的游戏：从围棋角度解释毛泽东的战略》一书中指出，毛泽东是一名围棋爱好者，他正是利用围棋的原理带领中共打赢中国内战的。在鲍氏看来，“当时被国民党控制的农村地区，就像围棋中的边角，而被国民党控制的城市就是棋盘的中心”。

历史为镜。毛泽东文韬武略俱全，也会下围棋。1929年的重阳节，毛泽东与朱德在“铁”上杭临江楼前大榕树下对弈。面对犬牙交错的棋局，毛泽东联想起当前错综复杂的革命形势，放眼滔滔江水，凝眸寥廓霜天，豪兴勃发，写下了“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的不朽诗篇。⑴在井冈山八角楼，至今摆放着一张桌面上刻了棋盘的方桌。这是一件代用品，文物原件存放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那是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等人在戎马倥偬时下围棋用的。为了方便首长下棋，红军战士征得群众的同意，在桌子上刻下了这个棋盘。毛泽东经常和朱德、陈毅等人一边下棋，一边谈论战略战术。⑵抗战时期，毛泽东曾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俱乐部下过围棋。⑶新中国的围棋事业就是在20世纪50年代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下，在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下，才迎来了第一个春天。⑷现在看来，毛泽东的围棋水平至多是个业余好手，但是他“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大局观和行军布阵的“棋艺”却雄视古今，鲜有敌手，堪称是中国革命的“胜负大师”。

俗话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正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善于学习，不断实践，敢于借鉴其他行业的经验，才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通过考辨，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军事思想完全可以用博大精深的围棋艺术来诠释。

一、棋盘——论战场

大凡高手下棋，当棋局对自己有利时，他会把棋盘看得很小，棋就下得平稳、简明、扎实，尽量把优势化为胜势；反之，当棋局处于劣势时，他往往会把棋盘看得很大，尽量将局面复杂化，在混乱中寻求胜机。毛泽东就是这方面的高手。

“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余地。”⑸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所以总有地方可以建立革命根据地，所以在一处不能立足时，可以转移到另一处寻求出路。毛泽东深谙这个道理，他曾幽默地说：“如果棋盘太小，没有足够的回旋余地，那么，三十五计用完，第三十六计（指‘走为上计’）就用不上了。”⑹他把中国当作一个可大可小的围棋盘，以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民主、富强为赌注，同国民党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等中华民族的敌人下起了“围棋”。

围棋有句谚语：“金角、银边、草肚皮”，意思是说布局伊始，一般是在角上行棋，因为在角部落子效率最高，棋最容易生根成活，在边上行棋效率次之，在中央则最容易落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由于受苏联革命模式的影响，不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机械地照搬马列主义的一般原理，顽固地坚持“城市中心论”，认为只有在城市率先举行武装起义、通过“城市领导农村”才是中国革命唯一的出路。那时候的中国共产党就象一个刚学会下围棋的孩子，面对空空的棋盘，第一手棋总是下在中央，结果往往是以失败而告终。

棋理说：起手据边隅。只有占边角，才能建根基。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了中国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但它只存在了三年，王佐、袁文才被错杀后，根据地就不存在了；毛泽东在井冈山只呆了16个月，便下山转战赣南闽西，建立了后来所说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中央革命根据地只存在了3年多就被蒋介石摧毁，工农红军被迫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并最终在陕北站稳了脚跟。

长征，充分说明了中国这个“大棋盘”所具有的回旋余地；选择陕北作为革命的新起点，则说明了毛泽东对中国这个“大棋盘”和中国传统军事地理的深刻认识和独到的眼光。中国传统军事地理认为，中国象一块围棋盘，关中、山东、江淮、荆襄是棋盘的四个“金角”，洛阳是天元，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是棋盘的中腹。这里的关中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历史上的王朝战争和政权更替如西周代商、秦始皇一统天下、西汉的立国和隋唐的强盛等充分说明了陕西这个“金角”的价值。以后的革命进程证明，毛泽东选择陕北这个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一“角”，使中国革命从此“金角”发韧，向华北这条“银边”“开拆”，进而夺取中原，鼎定天下，成为弱者战胜强者的范例。

二、棋手——论敌我

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一部分党员干部如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等留恋老根据地，企图依托国统区，迟迟不愿向敌后发展。毛泽东就此曾一再告诫项英等人：“因蒋是站在反日立场上，我们不能在南方国民党地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⑺是的，抗日战争的“围棋”战略有两个规则，一个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是盟友，两者联手同凶悍的日本帝国主义“下棋”；另一个是共产党只能在敌后建立和发展根据地，而决不能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根据地。“活棋”不能“活”到国民党统治区来，必须避免同国民党争地盘。从军事上来说，在国统区活动也容易受制于人。

大凡会下棋的人都明白，两个人同一个人下棋，如果这两人棋风不同，性格相异，或者心存抵牾，捉襟制肘，那么，他们离失败也就不远了。蒋介石是一个不太高明的“棋手”，外战不行，内战倒是很在行。共产党与国民党联袂“下棋”，如同一个贫穷的高手与一个富裕的低手组成联队，同另一个高手下棋，贫穷的高手必然很累；国民党也不会允许共产党在自己的地盘内“活棋”，于是就制造了“皖南事变”等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这对共产党这个高水平的“棋手”来说是相当不公平的。

三、棋势——论战局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四川成都举行由中央各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会议前，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成都西郊的杜甫草堂和武侯祠。武侯祠即纪念诸葛亮的官家祠堂，大殿柱子上有清末名士赵藩题的一副对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毛泽东在这副对联前伫立良久，对陪同人员说：“武侯祠内楹联到处可见，以这副最负盛名。”⑻毛泽东称此联“最负盛名”，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它所提出的“审势”这个颇有见地的观点同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总结出的“做眼谋势争全局”的军事大局观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下棋必须善于“形势判断”，行军打仗也必须“谋势”，力争“全局”的主动。对于毛泽东而言，还必须“做眼”——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利以后，毛泽东及时地进行“形势判断”，提出了长征的战略退却的构想；长征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民族矛盾已经上升到第一位，国内的阶级矛盾退居到第二位，毛泽东及时改变战略，提出了“北上抗日”这一战略进攻的伟大构想。长征是被迫的，但“北上抗日”却是主动的。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的主动，初步完成了革命力量由南向北的重心转移，奠定了十多年后解放全国的大“势”。

四、活棋——论根据地

下棋的人都明白，活棋的关键是做眼，至少做成两只真眼。毛泽东是棋手，在战场上，他的做眼就是开辟根据地。

1938年，抗日战争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根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八路军各师迅速开赴指定地区。临行前，毛泽东叮嘱各师指挥员，“要像下围棋‘做眼’一样，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⑼不久，他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这个问题，提在抗日战争面前，就是一方面在全国军事当局，又一方面在各地的游击战争领导者，均须把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放在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把它作为战略任务执行起来。”⑽

在许多场合，在《论持久战》中，甚至在1938年5月会见美国武官卡尔逊时，毛泽东都幽默地说：“八路军、新四军向敌后进军，与日军的攻势形成了包围与反包围的关系，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犬牙交错的状况，就好象是下围棋……由是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例如太原）和我之游击根据地（例如五台山），好似做眼。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如果把世界性的围棋也算在内，那就还有第三种敌我包围，这就是侵略战线与和平战线的关系。敌以前者来包围中、苏、法、捷等国，我以后者反包围德、意、日……”⑾毛泽东又说：“由于我们有许多的敌后根据地‘做眼’，就使我们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处于外线作战。尤其是当我敌后根据地‘眼’与‘眼’相联时，更是从外线把敌人多方面包围起来……”⑿从这番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以下围棋、做眼来比喻国内国际的战争态势、战争的攻防根本，通俗易懂，便于掌握，达到了化繁为简的目的。

五、扎根——论苏区

没有根基的棋是很容易被攻击的，同样地，没有根据地的武装力量也只能是流寇。旧时代的许多客栈门柱上都有这样一副对子“天将晚矣君何住﹖鸡既鸣兮我不留！”，这就是游移不定的游击政策的生动写照。军队的斗争不能变成走州过府的流寇主义，这正是毛泽东和红军广大指战员多年游击战争的切身体会。毛泽东曾将创建抗日根据地比作“做眼”，而将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形容为“扎根”。在井冈山上，毛泽东就曾说：“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坐下来就靠屁股，根据地就是我们的屁股……我们必须植根于工农群众。”⒀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曾经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不怕共产党凶，就怕共产党生根。”这里的“根”同毛泽东所说的“扎根”的“根”是同一种意思。白崇禧是令毛泽东佩服的少数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的一个。这样的话从敌对者口中说出来，往往更具有说服力。战争进程也证明，工农红军实行武装割据，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扎根”，站稳了脚跟；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日军占领区内“做眼”，将日军的“实空”掏光，迫使日军龟缩在大中城市和交通线上，成为一条“无眼”的“大龙”，长久下去，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离覆灭也就不远了。

六、手筋——论战术

围棋的手筋，就象是军事上的战术。毛泽东善于运用各种手筋及其组合，常常在军事上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一）棋从断处生。断点是围棋的急所，战斗往往从断处展开。在战争中从关节点上切断敌人，可以分而攻之，一举夺得战局上的主动。毛泽东在战争指导上，始终胸有成竹，非常讲究“断敌”的艺术。他既注意和关注我军的薄弱环节，善于“补断”，又能够及时发现和抓住敌人的弱点，集中主要力量于节骨眼，抓住战机，当断即断，打敌“七寸”，“吃一子而定全局”。有例为证：

“跳断”大别山，钢刀插入敌心脏。

1947年，蒋介石对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失败以后，一改以往的作战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和山东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企图寻找我主力决战。在敌我兵力对比悬殊、敌军企图与我决战的战争态势下，毛泽东洞察全局，从敌人“两头强、中间弱”的哑铃式布局中，发现并紧紧抓住敌人的“断点”，及时作出了“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决策，指挥刘邓大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千里跃进大别山，将敌人“断”为两截，如同一把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攻其必救，使敌人不得不抽出兵力回援，为我军分割歼敌主力军团于运动战中创造了条件。这一具有决定意义的“跳断”，不仅破坏了敌人的战略部署，粉碎了敌人的重点进攻，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敌我的攻守态势。

“跨断”锦州，关门打狗。

在辽沈战役中，毛泽东强调攻打锦州这个关节点。他电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东北野战军的领导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该城，而置长春、沈阳之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使辽沈战役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军手中。”难怪国民党高级将领范汉杰在惨败面前，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跨断”战略：“贵军神机妙算，弃长春、舍沈阳，突然千里闪击锦州，扼住我军战略咽喉重地，切断东北和华北我军的联系，乃出我军意料之外……”

“挖断”宿县，中央开“花”三十目。

围棋有句格言“中央开‘花’三十目”，说明了在核心地带吃子的重要性。在淮海战役中，毛泽东也导演了“中央开‘花’三十目”的精彩一幕。宿县界于徐州与蚌埠之间，为战略枢纽所在，被黄伯韬兵团虎踞龙盘。毛泽东把攻占宿县、歼灭黄伯韬兵团作为淮海战役的关键。因为攻取宿县，一可肢解刘峙集团于三块，使敌人策援不及，陷入被各个击破的困境；二可割断徐州、蚌埠之间的联系，使徐州这一千年来兵家必争之地完全陷于孤立；三可便于我中原野战军、华北野战军经宿县东西机动纵横捭阖。实践证明，毛泽东在敌占区内强行“挖断”宿县的战略，在淮海战役的“大棋盘”的“中央”开“花”，对整个淮海战役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舍小救大，弃子争先。抢大场，争先手，有意识地弃子取势，是围棋高手的取胜之道。毛泽东在指挥革命战争时，一惯从全局出发，不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不怕坛坛罐罐被打烂，积极灵活地“弃子”，这正是他能够牢牢把握战争主动权的奥秘所在。有例为证：

诱敌深入，为歼敌而弃。

在指挥工农红军反“围剿”战争时，面对数以十万、几十万计的敌军，毛泽东深知“欲将取之，必先给之”的道理，不惜暂时放弃土地，“诱敌深入”，实行战略退却，在机动中发现敌人的破绽予以痛击，连续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第一年，毛泽东指挥我军不惜放弃80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包括解放区首府延安在内的47座城市，把包袱扔给敌人，而使自己始终处于机动灵活的有利地位。从反面来说，国民党贪吃“废子”，为地盘所累，结果是每占领一个地方就等于为自己多背了一个包袱，最终陷于被动挨打的泥潭，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党输在不肯“弃子争先”。

大敌当前，为轻灵而弃。

红军开始长征时，形势如此危急，王明路线的代表人物不肯“弃子”，把锅碗瓢盆等“家当”都带上了漫漫的长征之路，这种拘泥于小利的“愚型（围棋术语）”大逃孤，使红军在短短的三个月内有出发时的80000多人锐减到30000余人，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面临着灭顶之灾。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勇于“弃子”，果断地指挥部队扔掉辎重装备，彻底卸下红军身上沉重的包袱，使红军得以“轻灵腾挪”，使中国革命重新看到了希望。

把握大局，为谋势而弃。

围棋古话说：“善弈者谋势”。这里的“势”，与“地”相反，可以理解为“势力”，也可以理解为“有利的形势”。“势”的获得，往往以“地”的舍弃为代价。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大棋局上经常运用“弃子谋势”的战略战术。抗日战争爆发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从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出发，舍弃国共两党的多年积怨，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并对国民党作出了必要的让步，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从而谋求国共两党的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形成了举国抗战的大“势”。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为了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舍得一身剐，飞抵重庆同国民党谈判，同时再次“弃子”，主动撤出8个解放区的部队，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形成了有利的态势，为反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作好了必要的准备。⒁

当然，“弃子”也不是无原则地丢弃，而是要有全局在胸、深谋远虑、敢舍敢当的恢宏气度。像毛泽东那样，在进行决策时，决不为一时之利、一时之快所惑，也不为一时之困所蔽。为避大害而勇于舍小利，为谋大利而敢于承当小害，才是真正的“弈”中高手。

纵观中国历史大势，向来就有“取源于南，收功于北”之说，是耶非耶﹖征诸史实，北伐败多胜少，而南征则胜多败少。毛泽东是军事上的胜负大师，他把围棋理论和法则应用于军事实践，却又不拘泥于固定的法则和定势化的思维，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毛泽东把中国看作是一个伸缩自如的棋盘，与国民党、日本帝国主义下起了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棋局”。他从南方的山野起家，在战局不利时及时地进行“形势判断”，通过一系列战略退却和战略进攻等“手筋”组合，最后在陕北这个“金角”“扎根”，并以此为根基，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南面而定天下，以一场气势宏伟的革命战争自觉不自觉地验证了“兵道常从棋中解”这个千百年来多少军事家以血和火所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经验之谈。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完全可以用围棋艺术来诠释。

注释：

⑴《神游闽西》，衷梅英著。

⑵康毅《井冈山上的围棋轶事》，《围棋报》1997年12月21日。

⑶李以渝《毛泽东兵法与围棋战术》，《<围棋报>十年精华本》1998年12月第一版。

⑷《超越自我》，中国棋院院长陈祖德著。

⑸《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

⑹⑺⑾《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

⑻《毛泽东与“三国”》，盛巽昌著。

⑼⑽⑿《论持久战》，毛泽东著。

⒀《粟裕战争回忆录》，粟裕著。

⒁胡国桥《兵道常从棋中解》，《围棋报》1998年5月25日第八版。